亨利·杜南 1828-1910
让 -亨利·杜南被称作红十字之父，他于 1828 年 5 月 8 日生于瑞士日内瓦。他的父亲是个成功的商人，在日内瓦也很有声望，很富有。他的母亲是个温柔虔诚的女人，她比任何人都有责任担负起她的第一个孩子的早期教育。她对培养亨利·杜南的品格有很大的影响。
当亨利·杜南长大成人时，他以其家庭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享受了所能享有的一切特权。同时他还得到了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瑞士公民的儿子通常要受到的家教。基督教加尔文派的日内瓦环境气氛也影响着他的成长和发展。他很早就有了深深的宗教信念和很高的道德准则。
在他成年的第一年里，他把精力用于参加各种运动和从事慈善与宗教活动。曾有一段时间，他积极参加了联合基督教与犹太教的运动，这一运动在欧洲许多地方都很盛行。他还成为了日内瓦一个被称作慈善救济联盟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旨在给穷人、病人和遭受痛苦的人带来精神安慰和物质帮助。他还定期到城市的监狱去探访，在那儿努力帮助改造那些犯法的人。
然而，在杜南将近 30 岁的时候，他最热衷参加的是一个以"基督教青年联合会"的名义在瑞士、法国、比利时开展活动的组织群，它们是英国新成立的基督教青年会在欧洲的伙伴。早在 1853 年人们就想把这些组织联合组成一个组织开展活动，杜南坚决反对这项过于局限的计划，而是建议成立一个"世界联合会"，其中包括基督教青年会。主要是由于杜南的坚持，这个组织于 1855 年在巴黎举行的基督教青年会第一次世界大会上宣告成立。
尽管杜南为这类事业做了很多贡献，但他的活动并不局限于此。他还在为其商业生涯奠定基础。1849 年他成了日内瓦一家银行的学徒，在那儿学习银行业务。1853 年由于他的业务进展得很顺利，而被暂时派往这家银行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附属企业当总经理。后来他终止了与公司的联系并开展了自己的业务。看起来这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在商业生涯上正走向成功并将拥有相当可观的财富。
1859 年 6 月的一天，杜南在意大利出差，正巧来到卡斯蒂廖内镇，附近正在打索尔费里诺战役。镇子里都是伤员，但在那儿伤员们所能得到的军队医疗服务很不够，因此杜南尽力去帮助减轻伤员们的痛苦。凭他的品性、传统和教养，这是他起码要做的。这次经历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历程。从此以后，杜南便竭尽全力想找到一种办法，在某种程度上防止在未来战争中造成这样的痛苦或至少改善这种状况，而商业活动和其他利益都不那么重要了。
《索尔费里诺回忆录》的出版标志着杜南开始了一段短暂的事业顶峰时期。他建议在所有国家都建立由受过训练的志愿者组成的以帮助照顾战时伤兵为目的的协会，这一建议得到了许多人的热烈响应。此外，为确保伤兵得到更人道的照顾，他还提出要在各国之间达成一个国际条约，这也激发了人们很大的兴趣。杜南来往于欧洲许多国家的首都，这些国家的大门都为他敞开，而且他还能直接与许多有影响的人交谈。在他阐明其主张的时候，皇室成员和普通人一样洗耳恭听。一些听众即使对他所提建议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也会听下去。对这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他一下就触动了人们的心，唤起了欧洲的良知。
在 1863 年和 1864 年，杜南的事业到达了光辉的顶点，但几乎立刻就暗淡下来。人们协力支持他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并召开了大会。但是就在即将把梦想变为现实之际，杜南这个爱幻想的人逐渐被更注重实际的人们挤到了一边。1865 年和 1866年在他参与这一由他的建议而产生的运动的过程中，他的事业进一步下滑。杜南的胆怯和缺乏自信负有一部分责任：这个年轻人在文笔和交谈上都很有辩才，也很令人信服，而奇怪的是在大会上发言时却说不出什么，也没提出多少建议。
1867 年对杜南来说是场大灾难，由于他的生意长期疏于管理，他不得不变卖了资产。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还债他已倾家荡产。此后不久他就离开了日内瓦再也没有回来。当时他只有 39 岁。
这以后的 20 年里，杜南的确十分艰难。他靠着朋友的接济和家里人的一点微薄补贴度日，生活很不稳定。贫穷和缺衣少食对他来说司空见惯。他偶尔会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英国的公众面前露一面儿，作为红十字运动的创始者或作为他所参与的其他项目的倡议者受到人们的尊敬。然而大多数时间，杜南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1887 年 7 月的一天，一个老人突然出现在瑞士海顿的一个小镇上，镇上的人们很快得知那就是杜南。虽然他才 59 岁，可是这 20 年来的失意和穷困使他过早地衰老了。在他的新家，许多人与他成了朋友，给予了他应有的尊敬，而且有一段时间，他又对他曾做了很多工作才发起的红十字运动所取得的进展有了强烈的兴趣。偶尔几个得知他还活着的朋友和以前的资助人会写信给他或是来拜访他。大约在 1892 年，他由于身体病弱再加上年事已高，最后不得不长期住进了当地的医院，在那儿度过了最后的 18 年。
1895 年，一个在海顿附近的山里考察的年轻记者听说了杜南，并采访了他。几天之后，全世界才得知这位为世界付出如此之多的杜南还活着，而且生活拮据。于是帮助纷拥而至；无论地位高低，不论地方远近，人们纷纷来信赞扬他所做的伟大工作。教皇莱奥八世把带有自己签名的肖像送给他，上面亲笔写着："主啊！用你的力量，实现和平吧！"这时的杜南正处在安享晚年的平静之中，对这些赞扬非常感激。但他明确表示，他不需要什么帮助了，海顿的医院和邻居们就足以满足他很少的一点需求了。
还有一项最高荣誉属于杜南。1901 年诺贝尔委员会授予他和一个法国人福雷德里克·帕西第一个和平奖，因为杜南身体太虚弱已不能长途旅行到克里斯蒂安尼亚受奖，奖金和奖牌是后来才送给他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从他的老家日内瓦写来了赠言："没有人比您更配得到这一荣誉，因为是您在 40 年前发起了在战场上救护伤兵的国际组织。没有您很可能就永远也无法取得红十字这个 19 世纪最至高无上的人道成就。"
1910 年 10 月 30 日。让 -亨利·杜南在海顿逝世。在群山的环抱下，在人们的围绕中，他找到了心灵的安宁，找到了友谊，也找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索尔费里诺回忆录
亨利·杜南 著
翻译：杨小宏 （1998）校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2009）
经过浴血奋战，法军在马真塔胜利地打开了米兰的大门，这使意大利人热情高涨。帕维亚、洛迪和克雷莫纳的人们正欣喜若狂地欢迎着他们的解放者。而此时的奥地利人已经从阿达河、奥寥河和基耶塞河的防线上撤下来，然后在明乔河两岸集结了大批军队，由年轻、勇敢、刚毅的奥地利皇帝亲自统帅，决心为过去的失败进行一次光荣的复仇。
1859年6月17日，撒丁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国王到达了布雷西亚，在那里受到奥地利十多年压迫的人们热烈地迎接他的到来，人们把这个卡洛-阿尔贝托的儿子看作他们的救世主和英雄，第二天拿破仑三世也在一片热烈气氛中胜利地进入这座城市，每个人都借此机会满心欢喜地向这个帮助他们赢回自由和独立的统治者表达着感激之情。
6月21日，法国皇帝和撒丁国王在他们的军队出发后一天也离开了布雷西亚。22日，法国-撒丁联军占领了洛纳托、卡斯泰内多洛和蒙特基亚罗；23日晚，作为法军总指挥的法国皇帝，命令驻扎在代森扎诺的联军左翼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国王的军队，在次日凌晨攻打波佐伦戈。同时命令巴拉盖?迪利耶元帅向索尔费里诺行进；马真塔公爵进军卡夫里亚纳；尼埃尔元帅奔向圭迪佐洛；康罗贝尔元帅去梅多拉；皇家卫队被派往卡斯蒂廖内。联军的全部兵力是15万人以及炮兵部队的400门大炮。
奥地利皇帝在伦巴第大平原布署了9个兵团，总人数是25万左右，其中由于维罗纳和曼托瓦卫戍军的加入，奥军兵力才有所扩大。按照陆军元帅赫斯男爵的建议，皇家部队在撤离米兰和布雷西亚之后，为了在阿迪杰河和明乔河之间集结起在意大利的所有奥地利军队，他们一直在不断撤退。但奥军准备作战的兵力只有7个兵团，总数为17万人以及500门大炮作支援。奥地利皇家的总部已从维罗纳转移到维拉弗兰卡，然后又移到瓦莱焦，并命令在佩斯基耶拉、萨利永泽、瓦莱焦、费里、戈伊托和曼托瓦的部队重新跨过明乔河。按照多数有经验的陆军元帅的建议，大部分奥军占领了波佐伦戈和圭迪佐洛之间的区域，以进攻在明乔河和基耶塞河之间的法国-撒丁联军。
奥地利军队在奥地利皇帝的统帅下形成了两支部队：第一支由陆军元帅温普芬伯爵指挥，其中包括施瓦岑贝格的埃德蒙亲王、沙夫戈切伯爵和魏格尔男爵所统领的兵团，还有策特维茨伯爵的骑兵师。这是奥军的左翼军队。他们已经占据了沃尔塔、圭迪佐洛、梅多拉和卡斯泰尔-戈弗雷多附近的地方。第二支部队由施利克将军指挥，部下有陆军元帅克朗-加拉伯爵、施塔迪翁伯爵、冯措贝尔男爵和冯贝内德克骑士的军队，还有门兹多夫伯爵的骑兵师。这些部队形成了奥军的右翼，占据了卡夫里亚纳、索尔费里诺、波佐伦戈和圣马蒂诺。
因此，24日凌晨，奥军已占据了波佐伦戈、索尔费里诺、卡夫里亚纳和圭迪佐洛之间的每一个有利地形。他们沿着一排小山设下最有威力的炮攻阵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攻防战线的核心，必要的时候，在这些坚不可摧的设防高地的掩护下，其左翼和右翼军队可以顺利撤退。
尽管双方军队在向对方行进。但敌对双方都没有料到马上就会交战。奥地利人以为仅有一部分联军跨过了基耶塞河，他们一来不会知道拿破仑三世的计划，二来得到的情报也不准确。
与此同时联军也一点不知道将会突然与奥地利皇帝的军队迎面遭遇。他们23日所作的观察和侦察兵的报告没有发现敌人任何进攻的迹象。
虽然双方都知道不久会有一场大战来临，但是敌对双方都错误地估计了对方军队的动向，因此奥地利军队和法国-撒丁联军在6月24日星期五的遭遇战是双方都始料不及的。
如今每个人都听到或读到过一些有关索尔费里诺战役的情况。这场战役仍使我们记忆犹新，难以忘记，特别是许多欧洲国家仍能感觉到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影响。
在这场伟大的战斗中，我只是作为一个旅游者，并没有充当任何其他角色。但是能够经历一连串不同寻常的事件，目睹一幅幅感人的场景，这对我来说极为难得，因此，我决心要把它们描述出来。在这本书中我只写了我个人印象，所以读者们既不会在其中找到有关战争方面的详情，也不会有战略情报。
这些情况在其他著作中有所记述。
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6月24日，有30多万人相对而立，战线长达15英里，战斗持续了15个小时。
奥地利军队在23日一整夜的艰难行军之后已疲惫不堪，却又不得不在24日拂晓抵抗联军的猛烈进攻。稍后还要忍受那令人透不过气的炎热天气以及饥饿与干渴，因为星期五一整天除了一杯双份白兰地外，几乎没发给他们任何粮食。至于法国人，在拂晓前也一直在行军，早晨只喝了点咖啡。因此到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时，双方部队特别是那些不幸负伤的伤员们一直处于精疲力尽的状态中！
在凌晨3点钟左右，法国第一、二军团在巴拉盖·迪利耶和德麦克马洪陆军元帅的指挥下向前行进，准备进攻索尔费里诺和卡夫里亚纳，但他们的先头部队还没有走出卡斯蒂廖内，就在前面发现了奥地利军队的前哨，并试图阻止他们前进。
双方军队都得到了警报，四面八方传来了冲锋的号角声和雷鸣般的战鼓声。拿破仑三世已在夜间通过了蒙特基亚罗，这时正急奔卡斯蒂廖内。
不到6点钟，战斗真正打响了。奥地利人沿着许多小径，以整齐的阵形前进。他们那带有德意志帝国山鹰标志的黄色和黑色的战旗，在穿着白色军服的密集的大军之上飘扬着。
在所有参战的部队中，法国禁卫军真是格外引人注目。这天天气非常晴朗，意大利灿烂的阳光洒在骑兵各种各样的盔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在行动开始的时候，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离开了他的总部，和他的部下一起来到沃尔塔。他由洛林王朝的大公们陪同，其中有托斯卡纳大公和摩德纳公爵。
在一块儿联军从未遇到过的艰难战场，发生了第一场遭遇战。法国军队被迫穿过一排排缠着葡萄藤的桑树向前冲锋，这些桑树成了他们的一大障碍。地面到处被许多干涸的大沟以及许多3至5英尺高、下面宽到顶部逐渐变窄的长长的墙隔断，战马必须翻过这些墙，跨过这些沟向前冲。
奥地利人从山上的有利地点用炮火横扫法军，阵阵炮火像暴雨般向法军倾泻下来。密集的炮弹呼啸着落到地上掀起了一片片尘土，混合着枪炮放出的滚滚浓烟，弥漫着整个战场。迎着战斗的炮火，冒着死亡的威胁，法军迎面扑来，像一场横扫大平原的风暴向他们决心夺下的目标发起猛烈进攻。
到了炎热的中午，从四面八方打响的战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奥军士兵一个挨一个形成了密集的纵队，像洪水般猛烈地席卷着一切；法军以散开的队形冲向奥地利大军。奥军在不断增援之下，变得越来越坚不可摧，就像铜墙铁壁一般抵御着敌方的猛烈攻击。他们所有的部队都扔掉了背囊，以便用刺刀灵活作战。当一个营被击退后，马上就有另一个营冲上来。每个小山头，每个高地，每个悬崖峭壁到处都是战斗到死的场景，山上、山谷之中堆满了尸体。
攻打索尔弗里诺
这是一场可怕的肉搏战：奥地利和法国-撒丁联军互相践踏着，在血淋淋的尸堆上你奔我杀，他们毫不留情地用步枪射击敌人，用马刀劈向敌人的头颅，用刺刀刺入敌人的胸腹。没有饶恕，拒不纳降，这完全是一场屠杀，是残暴的野兽之间为血和愤怒而疯狂的搏斗，甚至连伤者都战斗到最后一息。没有了武器，他们就掐住敌人的喉咙，用牙齿撕咬他们。
再往前走，景象同样惨烈。一个骑兵中队疾驰而过，马蹄践踏着死了的和垂死之人，使这场景变得更加可怕。一个可怜的伤兵下巴没了，另一个头碎了，第三个本来可以获救，可是他的胸膛被踩得凹了进去。这时愤怒的叫喊声，咒骂声，痛苦和绝望的呻吟声夹杂着马的嘶鸣声充斥着整个战场。
一队炮兵冲过来了，紧跟着的是一队骑兵，枪炮打在散落遍地的死伤者身上，脑浆在车轮下涌出。四肢断裂，人体被残害得辨认不出原来的模样。泥土混拌着鲜血，尸横遍野。
法国军队斗志昂扬，冒着猛烈的炮火爬上了一个个小山，攀上陡峭的山坡和石崖。由精兵强将组成的几支敢死队，刚刚竭尽全力攻上一个山头，已是汗流浃背，又紧接着像雪崩一样向奥军冲下去，冲进敌人的阵营中，把敌人从一个地方驱赶到另一个地方，击溃他们，一直追击到峡谷和沟底。
奥地利人在梅多拉、索尔费里诺和卡夫里亚纳的房屋和教堂中，以壕沟作防护，占尽了地形优势。但是什么也不能阻止，不能妨碍和丝毫地减弱这场屠杀。这是一场人与人的屠杀；地上的每一个褶缝都在刺刀尖下；每个地方都寸土必争，一个房屋接着一个房屋，一个农场接着一个农场，直至占领整个村庄。接着每个房屋，每个农场，每一个村庄，又成为一个个包围圈。每扇门、窗前，每个庭院中都呈现出一片触目惊心的屠杀景象。
法军的连珠炮在一大片范围内发挥了威力，奥军防线一片大乱。一阵儿炮弹过后，山坡上布满了死尸，甚至给远处的德意志军队的后备部队也造成了伤亡。然而法军只能一步一步地将奥军击退，马上奥军又继续反击；奥军一次又一次协力奋战，又一次次被击退。
平原上，大路上。大风掀起了阵阵尘土，厚厚的烟云使天空黑沉沉的，遮住了战斗着的部队。
不时地在某个地方战斗会停止一段时间，但那只不过是在补充更多的军队。奥军被法军顽强凶残的进攻打出一个个缺口，可立刻又被新的部队一个个地堵住。战场上鼓声、冲锋号声此起彼伏。
禁卫军与轻装备步兵、战列步兵部队一样勇敢作战。朱阿夫兵枪上上着刺刀，像野兽一样愤怒地叫喊着冲锋在前。法国的骑兵与奥地利骑兵厮杀阵阵；乌兰和胡萨尔骑兵互相拼刺着，撕扯着；甚至双方的战马也被激烈的战斗所激励，在他们的主人互相砍杀的时候，它们也愤怒地撕咬着对方。
在一些地方，战斗显得如此激烈，人们的弹药用光了，步枪用坏了，他们就用石头、拳头回击。克罗地亚人见敌人就杀，他们用步枪的枪托杀死联军的伤员；而阿尔及利亚的神枪手们不管他们的指挥官如何努力让他们保持一定的克制，他们仍然带着野兽般的咆哮向敌人猛攻，决不放过一个受伤的奥地利官兵。
最强有力的阵地经过反复争夺，又再次被占领，到处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带着四肢和腹部的伤痛倒下了，有的人被子弹打得满身窟窿，有的人被枪炮击中，奄奄一息。
站在卡斯蒂廖内周围的小山上往下看，即使你不清楚这场战斗的计划，你也至少能看得出奥地利人正试图突破联军的中心，以延迟和阻滞法国人对索尔费里诺的进攻。索尔费里诺镇有利的地形不可避免地使它成了战斗的焦点。你还可以猜测到法国皇帝正要努力让他军队的各个兵团建立联系，以便相互支持和帮助。
拿破仑三世皇帝迅速而准确地抓住了局势，他意识到奥地利军队缺乏有力和统一的领导。他命令巴拉盖·迪利耶和麦克马洪两个军团和他自己的卫队在勇敢的勒尼奥·德圣让当热利元帅率领下同时攻打索尔费里诺和圣卡夏诺的防御工事，目的是破坏敌人防线的核心，由施塔迪翁、克朗-加拉和措贝尔军团组成的这个核心，是一个一个单独作战来守卫这些重要阵地的。
在圣马蒂诺，勇敢无畏的陆军元帅贝内德克只带了奥地利第二支军队的一部分兵力，一整天来不断抵抗着撒丁军队。贝内德克元帅被奥地利皇帝亲临战场所激励，在皇帝的指挥下英勇作战。
联军的右翼是由尼埃尔元帅和康罗贝尔元帅指挥的部队组成，他们凭着顽强的战斗力抵御着温普芬伯爵率领下的第一支德意志军队。而这支由施瓦岑贝格、沙夫戈切和魏格尔各方组成的奥军一直无法协同作战。
早晨康罗贝尔元帅没有把有效的兵力投入战斗，而是保持警戒。这样做完全合情合理，而且完全是遵照拿破仑三世的命令。而且，在这场战役的最后阶段，他的大部分部队，尤其是雷诺师和特罗许师还有帕尔图诺的骑兵师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康罗贝尔元帅起初按兵不动，他希望看到当天早上离开曼托瓦的爱德华亲王的列支敦士登部队向他发起进攻，虽然这支部队不隶属于两支奥军中的任何一支，但它是拿破仑三世的一块心病。而此时，列支敦士登部队方面却因为害怕拿破仑三世正从皮亚琴察而来的奥特马尔师迫近，早已是吓得手足无措。
福雷和德拉德米罗将军率领他们勇敢的军团在那天的战斗中首当其冲，经过了难以形容的激烈战斗之后，他们夺取了通向柏树山的高地和丘陵。这座可爱的柏树山同索尔费里诺的塔和墓地一样，被这里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大屠杀赋予了不朽的盛名。最终这座山在法军的猛攻下被占领。山顶上，陆军上校多弗涅在他的刀尖上挂上了一块手帕作为胜利的标志。
但这场胜利是以联军的巨大伤亡为代价的。拉德米罗将军肩膀被子弹打中，可这个勇敢的人不顾伤势严重，刚在一个村庄的礼拜堂建起的战地医院里包扎完，就又步行回去投入了战斗，在他正向部下高呼的时候，第二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腿。
福雷将军在遇到困难时总是沉着冷静，不动声色。那时他的髋部受了伤，军袍的白色风帽被打穿了，他身边的副官们也中枪了，其中一个助手——25岁的凯韦诺埃尔上尉——的头被炮弹炸飞。
在柏树山脚下，正在指挥士兵前进的迪厄将军突然身负重伤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杜艾将军也被打伤，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的兄弟杜艾上校中弹身亡了。奥热准将的左胳膊被炮弹炸成了碎片，他在这个他即将为之付出生命的战场上赢得了上将军衔。
法国军官们挥舞着刀剑冲在队伍最前面，他们的身先士卒鼓舞着身后的士兵们，但是他们军服上的勋章和肩章使他们成了蒂罗尔轻装备步兵的靶子，一次又一次地被击中。
此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幕幕戏剧般的场景，那么的悲壮，那么的震撼人心。第一轻装备步兵团的洛朗斯·德松德中校突然身受重伤倒了下去，在他旁边只有22岁的德萨利尼亚克·费奈隆少尉冲进了奥地利的阵营，他为此壮举献出了生命。陆军上校德马勒维尔在卡萨诺瓦农场发觉自己的人越来越寡不敌众，弹药也用完了，于是他紧握住军旗，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高喊着："热爱战旗的士兵们，跟我来！"冲向前方。那些士兵们忍受着饥饿和疲劳，端着刺刀紧随其后。一颗子弹打中了德马勒维尔的腿，但他不顾伤口的剧痛，又让士兵们把他扶上马继续指挥战斗。在他附近，黑贝特正在指挥他的部队，为了保卫一面旗子，他被打倒了；战斗的洪流从他平躺的身躯上汹涌而过，他在临死前使出最后一点力气对他的士兵们喊道："拿出勇气来，小伙子们！"
在索尔费里诺的塔山上，禁卫军的轻装备步兵部队的模内利亚中尉一人缴获了6门炮，其中4门炮的炮兵也一起被俘获。指挥这些炮兵的奥地利陆军上校举剑投降了。手举军旗的吉瑟尔中尉和他的部队被十倍于他的兵力所包围。很快他就中弹倒下了，当他在地上翻滚的时候，还把这面战旗紧握在胸前。一个中士紧紧握住军旗不让敌人夺走，一颗炮弹炸飞了他的头，紧接着一个上尉又抓住了旗杆，很快也负了伤，他的血染红了褴褛的旗帜。握旗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负了伤，其中有军官也有士兵，无论活着的还是死了的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铸起一道人墙，誓死捍卫自己的旗帜直至最后一息。阿巴图奇上校所率团的一名准尉最终握住了这面光荣的旗帜。
罗什福科·利安库尔少校，这位勇敢的非洲骑兵，正在向匈牙利的方阵猛冲，这时他的马被打得满身都是窟窿，接着他也连中两枪摔了下来，被重新组成方阵的匈牙利人俘获。
在圭迪佐洛，勇敢的奥地利陆军上校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亲王冲在队伍最前面。他指挥全团作了很大努力仍没有重新夺回卡萨诺瓦阵地。这个不幸的亲王就像一位高大的英雄，勇敢地面对死亡，甚至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仍继续指挥作战。他的士兵们用胳膊举着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枪林弹雨之中，一直支撑到最后一刻。他们知道自己随时都会倒下，但是至死也不会离开他们尊敬和爱戴的上校。不久这位上校就阵亡了。
陆军元帅克雷纳维尔伯爵和帕尔菲伯爵也在英勇作战时负了伤，伤势严重。负伤的还有冯魏格尔男爵率领的部队中的陆军元帅布隆贝格和陆军少将巴尔廷。而施图姆费德男爵，皮多尔男爵和冯蒙布上校都已阵亡了。中尉冯施泰格尔和冯菲舍尔倒下了，离他们不远处是伊森堡亲王。亲王比他们幸运，在被救起的时候他还活着。
陆军元帅巴拉盖·迪利耶带领勒伯夫、巴赞、德内格里耶、杜艾、达尔图和福尔若将军，还有康布里耶尔和米歇勒上校冲进索尔费里诺村。这个村庄由施塔迪翁伯爵，陆军元帅帕尔菲和施特恩贝格把守。在他们的指挥下，比尔斯、普赫纳、加尔、科勒和费斯特蒂奇几个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功地击退了敌人数次最猛烈的进攻。卡穆将军带领他的步兵和狙击手们在突袭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得胜的还有负伤的布兰古上校、德塔克西斯上校和两次胸部中弹的埃马尔中校的部队。
德沃将军和他的骑兵部队遇到了匈牙利步兵的猛攻，他像以往一样勇敢镇定，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带领他的中队用钢铁般的力量反击着德魏格尔、施瓦岑贝格和沙夫戈切的部队，以支援特罗许将军在圭迪佐洛和雷贝科的有力进攻。在同一战区，莫里斯将军和帕尔图诺将军在与门兹多夫的骑兵交战中表现出色。
由于尼埃尔将军率领德法伊、维努瓦和德吕齐抗击着温普芬伯爵的三个加强师，牢牢地守住了梅多拉平原，麦克马洪元帅才得以率领德拉莫特鲁热将军、德康将军和骑兵卫队成功抵达圣卡夏诺和卡夫里亚纳的丘陵地带。麦克马洪将军在通向这些阵地的一个重要高地四周杀出一条道路，向几个并排的小山逼近，最后在陆军元帅克朗-加拉和措贝尔的部队的对面安置下来。高贵的黑塞亲王，奥地利军队的一位英雄，经过在圣卡夏诺的英勇奋战之后，守住了丰塔纳山的三个斜坡，击退了敌人的连续进攻，成了著名的马真塔征服者的劲敌。由于战马上不了陡坡，塞韦兰热将军就和法国禁卫军的榴弹部队一起，冒着奥地利军队的炮火把野战炮拉上山。一队榴弹兵从留在后面平原上的弹药车上沉着地将弹药传递给炮兵们，以使大炮能在高地上继续向敌人开炮。尽管年轻的德国军官们率领敢死队不断重新发起进攻，进行顽强的抵抗，但德拉莫特鲁热将军还是最终占领了卡夫里亚纳。马内克将军的步兵们从那些榴弹兵那儿重新补充了弹药，可很快又用光了，他们便在索尔费里诺和卡夫里亚纳之间的地带，在枪上上了刺刀，在面临顽强抵抗的情况下，凭借梅利内将军的帮助，成功地占据了这些阵地。而雷贝科也在几易其主后，终于被雷诺将军收复。
在丰塔纳山上的一次猛攻中，阿尔及利亚的神枪手们伤亡惨重，他们的上校洛尔和挨尔芒阵亡，无数军官倒下了。这一切激起了他们更大的愤怒。这些神枪手们带着非洲人的狂暴和回教徒的执着，就像见了血的猛虎冲向敌人，毫不留情地残杀着他们，誓为死去的人报仇雪恨。克罗地亚人趴在地上或藏在沟里，等他们的对手一接近便突然起身，在近距离瞄准射击。
在圣马蒂诺，一名贝尔萨列里军团军官——帕拉维奇尼上尉负了伤；他的士兵们把他抱起来送到一个礼拜堂进行急救。但暂时被击退的奥地利军队又重新发起了进攻，并攻入了礼拜堂。贝尔萨列里军团抵抗不住，只好扔下了他们的指挥官。随后克罗地亚人就从门口捡起了一块大石头砸碎了这名上尉的头颅，他的脑浆溅满了他们的铠甲。
战场上的战斗此起彼伏，激起了来自不同国家参战者的咒骂，他们当中许多人在20岁时就已成了杀人凶手！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拿破仑三世的随军牧师阿贝·莱内从一个野战医院到另一个野战医院安慰着奄奄一息的人们。钢铁和硝烟像挟带着死亡的风暴横扫而过，震撼着脚下的土地。燃烧的战场，火光冲天，越来越多的烈士加入了被祭奠的行列。又一个中尉被一阵枪弹将左臂打断，鲜血顿时从伤口中涌出来。一个奥地利军官看到自己的一个士兵正在瞄准那个中尉，他制止了这个士兵，然后来到这个受伤的人面前，同情地握住他的手并下令将他抬到一个较安全的地方。
随军食堂的妇女们像士兵们一样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战场上奔忙着。当听到伤员可怜地喊叫着要水喝时，她们就跑过去，抬起伤员的头，喂他们水。在此期间她们自己也常常负伤。胡萨尔骑兵的一名军官失血过多，极度虚弱，正在挣扎着要将中弹倒在他身上的战马推开。此时一匹失控的战马拖着骑手血淋淋的身体疾驰而过。战马似乎比它们背上的骑手更有怜悯心，试探着择路而走，以免踩到在这狂暴战斗中受伤的人们。
外籍兵团的一名军官被子弹打死了，他深爱的小狗在他身边徘徊。这只可爱的小狗是它的主人从阿尔及利亚带来的，是整个兵团的宠物。它没向前跑几步也负了伤，可它奋力拖着自己的身体往回走，死在了它的主人身边。在另一支队伍里有一只山羊，是一个神枪手养的，所有的士兵都喜欢它。在索尔费里诺这只山羊和部队一起毫不畏惧地迎着枪弹向前冲。
有多少勇敢的士兵没有为第一次的伤痛而畏缩，他们捂住伤口继续向前，直到又一颗子弹将他们打倒在地，直到不能再战斗！在另一些战区，整个营被迫原地不动，在肆虐的炮火中等待前进的命令。看着自己人一个接一个中弹倒下，他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是他们只能原地待命。
这一整天，撒丁人都在防卫和进攻圣马蒂诺、罗科洛、马东纳-德拉斯科佩尔塔的高地。这些阵地被夺走夺回了五、六次，虽然撒丁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支独立师在战斗，而且看起来缺乏协调，但最终他们还是占领了波佐伦戈。他们的将军——莫拉尔、德拉马尔莫拉、德拉罗卡、杜兰多、凡蒂、恰尔迪尼、库基亚里、德松纳——率领各级官兵和撒丁国王一起浴血奋战。国王亲眼看到佩里耶、切拉莱和阿诺尔迪三位将军负伤。
在法国军队中，除了那些元帅和将军们，我们还要提到许许多多勇敢的准将、令人钦佩的上校、无畏的中校和英勇的上尉。他们的光荣事迹可歌可泣，他们为法国在这场战役中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确，能同黑塞的亚历山大亲王、施塔迪翁、贝内德克或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这样的勇士们作战并打败他们是多么大的荣誉！
一个普通士兵形象地描述这场战斗："好像是风在推动你前进。"它表达了他和并肩战斗的战友们的那种精神和热情。"火药味，枪炮声，击鼓声和号角声，所有这一切使你充满活力，浑身热血沸腾！"在那场战役中，确实每个人都像面临着自己身败名裂的危险一样，都把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光荣。
在法军中还有无数勇敢的军士长们，他们势不可挡，带领自己的士兵们视死如归地奔向最危险、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毫无疑问，比起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军队，这些优秀的品质就是法军所具有的优势。
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的军队已经溃退；温普芬伯爵的军队甚至在康罗贝尔元帅的部队参加战斗之前就首先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尽管在施利克伯爵的军队中，施塔迪翁伯爵的部队坚守阵地，但由于得不到陆军元帅克朗-加拉和措贝尔(除了黑塞亲王的那个师)的及时援助而越来越抵挡不住了；他们只得被迫放弃了所有的阵地。
这时天空变得暗淡下来，厚厚的云层遮住了地平线。大风猛烈地刮起来，风卷起树枝抛向空中。一场暴风骤雨突然降临，把本来就已经又饿又累、极度虚弱的士兵们浇了个透，同时刮起一阵尘土飞扬的旋风。这时战士们既要与暴风雨搏斗又要抗击敌人。虽然如此，奥地利人依然弯着腰顶风冒雨在他们军官的命令下重整旗鼓；然而在战斗进行到5点钟左右，大雨冰雹，电闪雷鸣和笼罩大地的黑暗终于使战火渐渐地平息下来。
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领在整个战斗中表现得沉着冷静。当卡夫里亚纳被法军占领时，他正与施利克伯爵和他的随从拿骚亲王站在一个叫做马东纳-德拉皮耶韦的高地上。此高地在一个松柏环绕的教堂附近。在奥地利军队的主力已撤退而且他们的左翼已无法攻破法军的阵地之后，总撤退已成定局。奥地利皇帝在这个庄严的时刻，只好在奥地利和托斯卡纳的大公们已撤向瓦莱焦的同时，与余部向沃尔塔撤退。在一些地方，德国军队一片慌乱，某些撤退的兵团陷入了毫无秩序的大溃败之中，他们的军官们曾像狮子般勇敢战斗，却不能阻止眼前的一切。鼓励、咒骂、挥舞刀剑，什么也阻止不了这场大溃败。那些士兵曾那么的勇往直前，现在却被吓坏了，宁愿挨打受辱也要四散奔逃。
奥地利皇帝已绝望到了极点。他一整天都像一个英雄冒着枪林弹雨英勇地指挥作战，而现在面对这场大灾难，他却忍不住悲泣。在极度的痛苦中，他冲进奔逃的人流，骂他们是胆小鬼。在一阵猛烈的发泄之后，他平静下来，默默地注视着这一片荒凉的景象，泪水从他的脸颊上流淌下来，最后他在副官们的力劝下终于同意离开沃尔塔向瓦莱焦撤退。
在惊恐中，奥地利军官们的愤怒与绝望把他们推向了死亡的深渊，但他们死得其所。有一些人因无法忍受这致命的打击，在悲愤中自尽了。但大多数人又重新回到了染满自己和敌人鲜血的兵团中。人们应该对他们的勇敢给予应有的赞誉。
一整天来只要哪里需要，拿破仑皇帝就出现在哪里。与他在一起的还有瓦扬元帅、少将马坦普雷将军、少将副官罗盖伯爵、德蒙特贝洛伯爵、弗勒里将军、德拉莫斯科瓦王子、雷耶和罗贝尔上校，皇家护卫队和一个中队的一百名卫兵。在费尼莱山上，拿破仑三世的外科医生拉雷男爵骑的马中弹了，卫兵中有几个也被打中。可是不管哪里有艰难险阻，皇帝就会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到哪里指挥战斗。他就住在卡夫里亚纳的一栋房子里，就在同一天，奥地利皇帝也曾住在那里，拿破仑三世就是从那里向皇后发出了胜利的捷报。
法国军队在他们夺下来的高地上宿营；禁卫军在索尔费里诺和卡夫里亚纳之间扎营；第一、二军团留在索尔费里诺周围的小山上；第三支军团驻扎在雷贝科，第四支在沃尔塔。
一直到晚上10点，圭迪佐洛还在奥地利人的掌握之中，奥地利人是在左翼冯魏格尔元帅的部队和右翼贝内德克元帅的部队掩护下撤退的。右翼部队一直在波佐伦戈坚守到深夜。因此保护了施塔迪翁伯爵和克朗-加拉的撤退，特别是其中科勒和加尔旅和赖沙赫团撤退得很顺利。布兰登施泰因和武辛两个旅在黑塞亲王掩护下撤往沃尔塔，在那儿他们帮助炮兵从博尔盖托和瓦莱焦跨过了明乔河。
奥地利军队中掉队的士兵被集中起来带到了瓦莱焦；道路上堆积着不同部队的行囊、浮桥设施和炮兵装备，所有的人你推我挤、争先恐后地到达了通向瓦莱焦的通道，在预定位置很快搭起的浮桥使辎重队得以通过。第一批遣送的轻伤员这时开始到达维拉弗兰卡，随后而来的是重伤员。在整个悲惨的夜里，一批批伤员陆续不断地到达这里。医生们给他们包扎伤口，给他们东西吃，再把他们送上开往维罗纳的拥挤的火车。尽管奥军在撤退中把能带上的伤兵都用军用马车和征用的马车带走，可是还有不少不幸的人被丢在了后面，无助地躺在浸满他们鲜血的土地上。
在那战斗的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夜幕笼罩着这片广阔的沙场，许多法国军官和士兵此时正在到处寻找着自己的同志、同乡和朋友。如果发现某个认识的人，他们就跪在身边试着要把他救活，用手按在他们的伤口上止住血，或者用手帕绑住断肢。可是这些可怜的伤员们没有水喝！在那个夜里，多少人在悄悄地流泪，全然忘却了人们的虚荣，甚至人类的尊严！
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在农场、房屋、教堂和修道院，甚至在露天的大树下都建起了战地医院。早晨受伤的军官首先在这里接受一些治疗，之后是军士长和士兵。法军所有的外科医生不知疲倦地忙碌着，有几个医生已经超过24个小时没有休息了。在急救站里，两名外科医生在禁卫军主治外科医生梅里指导下做了许多例截肢手术，包扎了大量伤口，最后他们累得昏倒了，在另一个急救站，他们的一个同事已经精疲力竭了，在工作的时候只好让两名士兵托着他的胳膊。
在某个战斗中，如果一面黑旗在高处飘起，就表示那里是急救站所在地，而且这个地方就被默认为不受炮火攻击的地方。但有时这里也会遭到炮火的袭击，这儿的指挥员、救护员和装有为伤员准备的面包、酒和肉汤的马车都无法幸免。能走的伤兵就自己走到救护点，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由于失血过多或被曝晒而很虚弱，只能用担架把他们抬到救护站去。
在这片被战争摧残的土地上，在绵延20.5英里的战区里——在整个大混战过后——士兵们、军官们、将军们也只能模糊地意识到这无数战斗所带来的后果。甚至在战斗进行之中，他们都说不清楚在他们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奥地利军队由于缺乏适当和统一的指挥，这种盲目的现象更加严重。
在卡斯蒂廖内和沃尔塔之间所有的小山上，人们用奥地利破弹药箱车以及被暴风雨和炮弹打断的树枝点起了火，火堆前战士们一边把湿衣服架在火上烤干，一边躺在旁边的石头上或地上睡觉。但是一整天了，人们没有食物也没有休息，必须有人去找水做点汤和咖啡，因此一些未受伤的人还没有休息。
那是多么悲惨的经历，多么令人绝望！全营的食物所剩无几。那些按照命令扔掉背囊的部队更是一无所有。有一些阵地上没水了，军官和士兵渴得只好去喝泥沟里浸满鲜血的污水。
一群去找水和食物的胡萨尔轻骑兵，在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疲惫不堪地返回宿营地。在找水的路上，许许多多快要死的人向他们要水喝，他们几乎倾囊而助。当他们在宿营地好不容易冲了点儿咖啡，刚要喝的时候，突然从远处传来了枪声，警报也拉响了。这群胡萨尔以为敌人又进攻了，没等喝一口咖啡就赶快上马，朝开火的方向跑去，匆忙之中咖啡全洒了，稍后他们才发现原来是法国哨兵开的枪，他们误把一些找水的自己人当成了奥地利人。警报解除后，恼怒的骑兵们又躺回地上，滴水未进，睡了一个晚上。这些找水的人在返回部队的路上又遇到许多伤兵喊着要水喝。躺在他们宿营地附近的一个蒂罗尔人一直冲着他们喊，可是没有一点水给他了。第二天早晨他们发现他已经死了，嘴唇上满是泥土和泡沫。他那浮肿的脸又绿又黑；因为痉挛，他的身体曾一直在痛苦地扭动着；他的手紧握着，指甲向后掀开。
呻吟声，痛苦的叹息声打破了夜晚的沉静。令人心痛的声音在祈求着帮助。谁曾描写过这样可怕和痛苦的夜晚呢！
在25日太阳升起的时候，呈现在你眼前的是你想象不到的最可怕的景象。战场上布满了人和马的尸体；在道路上、壕沟里、峡谷里、灌木丛中和田野上到处散布着尸体；尤其是在索尔费里诺附近更是尸横遍野。田地被糟蹋了，麦子和玉米被压扁在地，篱笆被折断，果园被催毁；到处是斑斑的血迹。村庄被枪弹、炮弹打得伤痕累累。一座座墙倒塌了，墙体上被大炮打出一个个缺口。有的房屋已千疮百孔，有的已坍塌，屋子的主人们蜷缩在地窖里，没有灯光，没有食物，他们就这样躲藏了将近24个小时，现在他们开始爬出地窖，可一下就被眼前的一切吓得目瞪口呆了。在索尔费里诺周围，特别是村子里的阵地上，堆满了枪、背囊、弹药箱、头盔、帽子、皮带以及各种装备，还有血迹斑斑的破衣服和一堆堆破烂的武器。
那些受伤一整天后才被发现的可怜伤员已是面色苍白，精疲力竭。有些重伤员已经神志不清了，好像听不懂人们对他们说些什么，只用憔悴的双眼瞪着你。可是身体的极度虚弱并没有使他们对疼痛失去知觉。另外一些人由于精神过度疲劳而显得焦灼不安，一阵阵地抽搐着。还有一些人伤口开始化脓感染，痛苦得快要发疯了。他们哀求人们杀了他们，以解除痛苦。有的还在地上扭动着身体，他们的脸在与死神的搏斗中变了形。
一些可怜的人不仅身上中了弹或被弹片击倒，他们的胳膊和腿还被大炮车的轮子压断了。圆锥形的子弹能让骨头碎成上千片，这种伤往往相当严重。炮弹的弹片和圆锥形的子弹也会造成极痛苦的骨折而且还会造成可怕的内伤。骨头碎片、衣服碎片、铅片等各种碎片，还有脏土常常会使伤口恶化，从而加剧伤员们的痛苦。
如果你在前一天的战斗中横跨这个大战场，那么每走一步，你都会看到在一片片混乱中所呈现出的各种无法名状的绝望和悲哀景象。一些兵团扔掉的背囊已被一些伦巴第的农民和阿尔及利亚的神枪手们洗劫一空。这些人沿路什么都抢。禁卫军的轻装备步兵团在卡斯蒂廖内附近扔掉了背囊，以便轻装前进，帮助弗瑞师攻击索尔费里诺。他们打了一整天，不断向前推进，最后在卡夫里亚纳宿营。第二天拂晓，当他们转回头去找丢掉的背囊时，却发现它们是空的，所有东西都在夜里被盗了。对这些可怜的士兵来说，那真是损失惨重。他们身上的内衣和军服已经破烂不堪，沾满了血污，现在却发现他们带的衣服全被偷了，那些小收藏品以及他们的母亲、姐妹或情人送的，令他们怀念家乡和亲人的纪念品不见了。那些打劫的人甚至从死人身上偷东西，有时还偷那些可怜的伤兵，也不管他们是不是还活着。伦巴第的农民好像对靴子情有独钟，他们粗暴地把那些靴子从死者肿胀的双脚上扒了下来。
除了这些可怕的事件，许多场景都很悲壮。老将军勒布勒东正来回寻找他受伤的女婿杜艾将军。他把极度焦虑的女儿杜艾女士留在了几里之外的一片混乱之中。陆军中校德纳谢兹倒在那儿，已经阵亡了。当他看到他的指挥官沃贝尔·德让利斯上校身负重伤，从马上摔下来时，正欲跳起来继续指挥战斗，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心脏。沃贝尔·德让利斯上校正发着高烧，现在刚得到急救，他身边躺着骑乘炮兵的塞尔夫·德萨朗少尉，他离开圣西尔还不到一个月就失去了右臂。这边是一个可怜的准尉，是樊尚轻装备步兵团的，他双腿被射穿，后来，我又在布雷西亚的医院里和米兰至都灵的火车上看到过他。他由于伤势过重死在了塞尼山隧道中。中尉吉瑟尔是在他倒下的地方被发现的，已经失去了知觉，手里还紧握着战旗，后来证实他已经死亡了。在他的附近有一堆尸体——他们是一群奥地利枪骑兵和步兵，还有土耳其兵和朱阿夫兵——躺在他们中央的是一名身着漂亮军服的回教军官拉尔比·本拉格达尔。还有一名阿尔及利亚神枪手队的中尉，他有着一张黝黑和饱经风霜的脸，他躺在一名伊利里亚上尉的胸前；而上尉的外衣仍然透着一尘不染的白色。这一堆堆尸体散发着血腥气味。
德马勒维尔上校在卡萨诺瓦英勇负伤，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蓬吉博少校的尸体在夜里被掩埋了。人们发现了年轻的伯爵德圣帕埃尔的尸体，一个星期前他刚刚升为所在营的指挥官。禁卫军轻装备步兵团的富尼耶少尉昨天伤势严重，现在已经阵亡，年仅20岁。他10岁当了志愿兵，11岁成为下士，16岁升为少尉。他曾参加过两次非洲战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在塞巴斯托堡负过伤。最后一个在索尔费里诺阵亡的是第一帝国最光荣的名字之一——朱诺中校，他是阿布朗泰斯的公爵、康士坦丁堡前军事指挥官、勇敢的德法伊将军的参谋长。
缺水的状况已越来越严重，河沟全都干涸了，士兵们用来解渴的水大部分都是脏水。所有发现泉水的地方都有持枪的哨兵把守，以保证伤员的供水。两天里有两万炮兵和许多战马在卡夫里亚纳附近的一个水洼里饮用脏水。一些受伤了的没有主人的军马转悠了一夜，向马队这边拖动着受伤的身体，好像在请求同伴们的帮助。人们只好把这些马打死来解除它们的痛苦。其中一匹战马佩带着一身漂亮的披挂，它迷失了方向，进入法国的小分队。马鞍上仍挂着鞍囊，从里面的信件和物品上看一定是英勇的伊森堡亲王的马。于是人们开始寻找这匹马的主人，最终在死尸堆中找到了奄奄一息的他。这位奥地利人受了伤，因流血过多已失去了知觉。但法国外科医生立刻给他进行了治疗，最终他活过来了，并返回了家园。他的家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几个星期来一直在为他哀悼。
躺在地上的一些阵亡的士兵中，有些是当场毙命的，他们表情很平静。但另外许多士兵在与死亡搏斗的痛苦中已是面目全非。他们四肢僵直、浑身血迹斑斑、双手抠进地面、双眼圆睁、胡子倒竖、牙关紧咬、面目狰狞。
人们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掩埋了战场上的尸体，可是在这偌大的战场上，许多藏在沟里、战壕里、灌木丛和土堆里的尸体后来才被发现，这些尸体和死了的战马都散发着难闻的腐臭味。
在法军中，各个部队都派出了一些士兵去辨认和掩埋尸体。他们通常把自己部队里阵亡的人挑出来，从死者的物品上记下部队的编号，然后付给伦巴第的农民一些钱，让他们帮忙一起将尸体埋进一个公墓里。然而不幸的是，为了赶紧完成工作，而一些农民很粗心又不负责，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把一些尚存的人和死人埋在一起的事情绝非鲜见。在军官身上发现的装饰品、钱、表和信件、文件等，后来都送还给了他们的家人；但是需要掩埋的尸体太多了，人们不可能事事都办得妥当。
这些躺在泥土里、倒在血泊中的士兵，有的曾是被父母宠爱的儿子，平时在慈爱母亲的悉心呵护下长大，一点小病都会让母亲担惊受怕；有的是优秀的军官，有妻子、儿女，备受家人爱戴；有的则是离别了心上人或父母、姐妹而奔赴战场的年轻人，然而现在那一张张英俊刚毅的面孔已经被刀剑枪弹毁坏得难以辨认了。有些伤员饱受痛苦的折磨，最终死去，他们的尸体变成了黑色，肿胀着，极为恐怖。他们很快就会这样被扔进还没挖好的坟墓，盖上几铲泥土就算是掩埋了！食腐鸟没有丝毫怜悯，当湿润的泥土变干后，它们就会啄食着从浅浅的坟墓土堆里露出的手和脚。过后，也许会有人回来再在这些坟墓上添些土，在死者长眠的地方竖一个木十字架——为他们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成千上万的奥地利人的尸体遍布在小山上、防御工事里、土坡上，布满了树丛、树林以及梅多拉的田野和平原。在死者灰色的破外衣上或是被血染红的白色紧身衣上聚集着一群群苍蝇；食腐鸟在腐败的尸体上空盘旋着，准备吃顿美餐。一个大公墓里要堆上几百具尸体。
有多少年轻的匈牙利人、波希米亚人或罗马尼亚人都是几星期前才应征入伍的。一旦远离了枪炮威胁，他们就倒下了，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再也爬不起来了！有些人只是受了轻伤，但因失血过多而极度虚弱，以至于不幸地死于疲惫与饥饿。
有些奥地利俘虏听说法国人特别是朱阿夫兵是残忍的恶魔，被吓坏了。其中一些人到了布雷西亚后一看到沿街的树就非常严肃地问，是不是要把他们吊在那些树上。有几个人得到了法国士兵的优待，反而用非常奇怪的态度对待他们——这些可怜无知、不辨是非的家伙们！星期六早上一个法国步兵看到一个奥地利人躺在地上很可怜，就上前用一瓶水喂他。这个奥地利人不相信他是好意，就抓起旁边的步枪，使出所有的力气，用枪托朝那个法国人身上打去。那个仁慈的步兵只好拖着青肿的腿脚走开了。禁卫军的一个榴弹兵上前扶起一个伤势严重的奥地利人。这人伸手抓到身边的一把上了膛的手枪向救他的人开了枪。
一个奥地利军官对我说："我们部队中一些人的粗暴不足为奇，我们当中有来自奥地利帝国最边远角落里的野蛮人；总之，我们军队里有真正的野人。"
一些法国士兵想报复几个克罗地亚俘虏。他们愤怒地说，"那些穿紧身裤子的"总是杀死受伤的人。实际上，那些俘虏是匈牙利人，他们穿的军服跟克罗地亚人的相似，但是没有他们那么残忍。我向法国士兵解释清楚他们之间的区别，并把那些吓得发抖的匈牙利人移开。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国人对待俘虏的态度给人们的感觉是友善的；出于法国军队指挥官的好意，一些奥地利军官获准保留他们的马刀和军刀。他们还与法国军官吃一样的食物，其伤员也由同样的医生治疗。甚至有一位军官获允取回他自己的私人物品。许多法国士兵像对待兄弟一样与那些快要饿死的战俘们分享自己的口粮；其他一些人把敌军的伤员背到野战医院并给予他们各种照顾，表现出了不寻常的爱心和深厚的同情心。法国军官们还亲自护理奥地利士兵，有一个军官看到一个蒂罗尔人头上缠着一块血迹斑斑的破布，就用自己的手帕为他包扎头上的伤口。
我可以举出无数的事例来证明法国军队崇高的品质以及法国军官与士兵非凡的勇气，还有他们所表现出的人道精神。法国人给予战败被俘敌人的仁慈与同情比起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无畏毫不逊色。真正一流的士兵应该像其他任何优秀的人们一样地心地善良、彬彬有礼，这是公认的事实；通常法国军官不仅慈爱而且侠义慷慨。他们得到了冯扎尔姆将军的赞扬。这位将军是在内尔温德被法军俘虏的，得到了法军德卢森堡元帅的优待。将军对罗泽尔骑士赞道："你们是多么了不起的民族！你们的士兵像狮子一样勇敢善战，而一旦抓住敌人又会像对自己最好的朋友那样对待他们！"
军需部门继续收集伤员，无论这些伤员的伤口是不是包扎过，都放到担架上，或是放在绑到马鞍上的椅子里，转移到野战医院。从那儿他们又被送往离他们负伤或被发现的地方最近的镇子里。这些村镇的每个教堂，每个修道院、房屋、广场、庭院、街道或小巷都变成了临时医院。许多伤员被送到卡尔佩内多洛、卡斯特尔、戈弗雷多、梅多拉、圭迪佐洛、沃尔塔和周围所有能送到的地方，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被送往卡斯蒂廖内，轻伤员能自己拖着受伤的身体走到那儿。
大队的军需马车鱼贯而入，满载着士兵、军士长，甚至还有带衔的军官们。各种军衔的人混在一起。骑兵、步兵和炮兵的伤口都淌着血，精疲力竭，衣衫褴褛，一个个灰头土脸。后面的骡子驮着伤员小跑着，伤员们被颠得发出痛苦的叫喊声。有个人的腿断了，看起来几乎快掉了，因此车的每一次晃动都让他更痛苦。另外一个人用一只胳膊支撑和保护着另一条断臂。还有一个下士的胳膊被康格里夫火箭杆射穿，他竟自己拔出火箭杆，并拄着它步行到了卡斯蒂廖内。还有一些人死在了路上，（他们横尸路边，）只能待以后才能被掩埋。
本应将伤员从卡斯蒂廖内继续送往布雷西亚、克雷莫纳、贝加莫和米兰的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必要时要做截肢手术。但因为奥地利人曾征用了附近所有的马车，而只靠法国军队的运输工具想要运送这么多伤员是绝对不够的，因此有些伤员在战地救护站就要等两三天才能被送往卡斯蒂廖内。 卡斯蒂廖内 的拥挤无法形容。这个镇完全变成了治疗法国人和奥地利人的临时医院。星期五，医院总部就设在这里。马车上满载的绷带、设备和药品已经卸下来了。镇上的人把所能腾出的所有毯子、亚麻布、垫子都拿出来了。卡斯蒂廖内的医院、教堂、圣路易吉修道院和宿舍、嘉布遣会教堂、警察局营房、圣马焦雷教堂、还有圣朱塞佩和圣罗萨莉娅教堂都塞满了伤员。他们一个挨一个地躺在草上。街道和院子里以及广场上也铺上了草；到处是支起的木棚子或是撑起几块布，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的伤员可以在那儿避避太阳。私人住宅很快也被占据了；一些富裕的房主人忙活着迎接军官和士兵们，并力所能及地为他们减轻些痛苦。有些人在街道上狂奔着为他们的客人找医生。还有一些人在镇里来回奔跑着，拚命地哀求着把他们屋里的死人抬走，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拿这些人怎么办。贝尔特朗医生从星期五上午开始一直在卡斯蒂廖内做截肢手术，他熟练地为送到这里的许多有名的军官服务着，其中就有德拉德米罗将军、迪厄将军和奥热将军以及上校布鲁塔和布兰古。另外两名外科医生勒雷和哈斯佩尔都是意大利医生。助理外科医生廖拉奇和洛布施泰因两天来也一直在给伤员上夹板，包扎伤口。医生们任务繁重，甚至夜里都不能休息。炮兵部队的奥热将军先被送到了卡萨莫里诺。这里是为麦克马洪元帅的部队也就是奥热将军所在部队而设立的总医院，奥热将军后来被送往卡斯蒂廖内。这位出色的将军左肩被一发炮弹炸断，弹片深深地嵌在腋窝里达24个小时。为了取出弹片，医生为他做了截肢手术，可术后伤口开始感染坏疽，29日他就死了。
星期六被送来的伤员数量大增，地方政府、镇上的人和留在卡斯蒂廖内的部队已完全无法应付。虽然情况有所不同，但像昨天一样悲惨的场景又出现了。尽管这里有水和食物，但是还是有人饿死、渴死；虽有足够的绷带，却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包扎伤口；大多数军医必须去卡夫里亚纳，因为那里缺少护理员，而且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又没有别的人帮助。因此在这儿不得不设法组织起志愿服务队，但在这么混乱的秩序中这是相当困难的。这时发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儿，它使得卡斯蒂廖内人陷入一片恐慌，秩序变得更加混乱，伤员们处于一种紧张状态，状况更加悲惨。
实际上造成这场恐慌的是一件本来不足为奇的事儿。法国军队的每一支部队在战后的第一天就被改编或重新组织起来，开始进行战俘的押送工作。他们需要通过卡斯蒂廖内和蒙特基亚罗向布雷西亚行进。这天下午胡萨尔轻骑兵遣送的一批战俘，从卡夫里亚纳向卡斯蒂廖内走来。镇上的人远远看见他们向这边靠近，糊里糊涂地认为是一支奥地利军队返回来了。这个消息一下就被农民们和那些常跟随部队的小贩们传开了。尽管这样的消息很荒谬，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但镇子里的人还是信以为真。当那些俘虏们来到镇上时，都吓得喘不过气儿来。立刻，镇子里房门紧闭，人们躲在屋里，把装饰在窗户上的法国三色旗烧掉，然后藏进地窖或阁楼里。有些人带着妻子、孩子和家里值钱的东西逃到野地里。另外一些不太紧张的人就呆在家里，但连忙随便收容了一些躺在街上的奥地利伤兵，突然装出关心体贴他们的样子。这时在街道和大路上拥挤着开往布雷西亚的救护车和从布雷西亚运往部队的食品供应车。那些运货马车全速前进，在惊恐的哭声和恼怒的喊叫声中，马匹四散奔逃，装着行李的车被弄翻了，许多饼干抖掉进了路边的沟里。特别是一些被吓坏了的马夫，给马卸掉套具，然后就沿着通往蒙特基亚罗和布雷西亚的大路疾驰而去。所到之处引起一片慌乱和骚动。他们冲撞着装有定期由布雷西亚运往联军军营的食物和面包的马车，冲撞着路上所有的东西，而且马蹄还践踏着求救的伤员。教堂里的许多伤员不听劝阻，扯下绷带蹒跚着来到街上，也不清楚要往哪里去。
噢，饱受苦难的6月25、26和27日啊！由于天气热，尘土飞扬，伤员的伤口感染了；又因缺少水和适当的照料，他们变得越来越痛苦。虽然当局为保持医院的卫生条件所做的努力值得称赞，但是那里发出的浊气仍污染着空气。每隔一刻钟就有一批新伤员送到卡斯蒂廖内，这里非常缺少医务兵、救护人员和志愿者。虽然有一个军医和两三个人在组织用牛车运送伤员，同时还有一些布雷西亚的马车主们自发地用马车运送得病的军官，但是将伤员送走远没有新伤员运来的那么快，因而，拥挤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来自不同国家的士兵们一个挨一个地躺在卡斯蒂廖内教堂的石板地上——其中有法国人和阿拉伯人、德国人和斯拉夫人。他们紧挨在一起，没有力气挪动，即便有力气，也没地儿可挪。那些难以描述的咒骂声和哭喊声回荡在这些神圣殿堂的拱顶之下。
"噢，先生，我太疼了！"几个可怜的小伙子对我说："他们抛弃了我们，我们战斗得那么英勇，却让我们这样悲惨地死去！"他们虽然累坏了，好几夜没有睡觉了，可疼痛使他们无法入睡。他们痛苦地喊叫着医生，并在绝望的抽搐中扭动着身体，直至发生强直性痉挛和死亡。一些士兵认为冷水泼在已经溃烂的伤口上会长蛆虫，就因为这个荒谬的理由，他们拒绝把绷带浸湿。还有一些有幸在野战医院及时包扎了伤口的人，今后在卡斯蒂廖内的几天里，他们将得不到新的包扎品；紧裹在伤口上的绷带帮他们忍受了一路的颠簸，但没有换过，也没有松一松，现在他们正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的折磨。
这些人面色铁青，苍蝇聚集在伤口周围。他们盯着苍蝇飞来飞去，怒目圆睁却又无能为力。还有一些人，满身是蛆、内衣外衣粘在一起、一片血肉模糊。许多人认为他们眼看着蛆从自己的身体里爬了出来（其实这些蛆来自遍布空中的苍蝇)。他们一想到要被蛆吞食就不寒而栗。有一个可怜的人面目全非了，他的下巴被打坏了，肿起的舌头伸在嘴外面。他正摇动着身体想站起来。我走过去润了润他干渴的嘴唇和僵硬的舌头，又抓了一把纱布在我身后助手提的水桶里沾湿，再把水挤进他那畸型张开着的嘴里。另一个人那扭曲的脸只剩下了一部分，鼻子、嘴唇和下巴被马刀砍去了。他不能讲话，近乎于盲人躺在那儿，用双手做出令人心痛的表示，从喉咙里发出一点声音以引起别人的注意。我给他喝了点水，又在他流血的脸上泼了点儿清水。还有一个人头上破了一个大洞，奄奄一息，他的脑浆流在石板地上。当他挡住同伴的道时，他们就把他踢开。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得以保护他并用手帕盖住了他的头。
虽然每个房子都变成了医院，每一家人都忙碌着照顾屋里受伤的军官们，我还是在星期天早上召集起一些妇女竭尽全力地去帮助救助伤员。她们并不是去帮助做截肢手术，而是去把食物、水送到快要饿死、渴死的人身边；然后给他们包扎伤口并洗净他们满是血泥的长蛆的身体；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炎热、污秽、令人厌恶的气氛中进行的，充满了令人恶心的气味和痛苦的哭喊声。
一支志愿救助队很快就组织起来了。伦巴第的妇女们首先照顾的是那些哭喊声最响的人——尽管他们不一定是情况最糟的。我力图尽我最大所能在最需要的地方组织救护，我特别选定了卡斯蒂廖内的一个叫做基耶萨-马焦雷的教堂，它位于从布雷西亚到这儿来的路左边的一块高地上。有将近500名士兵堆在教堂里，还有100名躺在外面的稻草上，用几块帆布遮着太阳。妇女们进了教堂就用盛满清水的罐子和军人用的餐具，一个挨一个地为士兵们解渴并湿润他们的伤口。在这些临时护士中有一些漂亮迷人的女孩。她们的温柔与善良，她们那泪眼汪汪、充满同情的样子以及精心的照料，使一些病人恢复了一点勇气。邻里的男孩子们拿着桶、军人餐具和洒水壶在教堂和附近的喷泉之间来回奔忙着。
卡斯蒂廖内（基耶萨马焦雷教堂）
发过水后，接着要给伤员送汤和牛肉茶。军需部门不得不大量供应。在各个地点放有大量的纱布捆供人们自由使用，但绷带、内衣和衬衫快没有了。这个奥地利人曾经经过的小镇所能提供的东西已经非常有限了，甚至一些主要的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了。但我还是从一些好心的妇女那儿买了几件新衬衫。这些妇女们已经把她们所有的旧亚麻布都拿来给了我。星期一早上，我送我的马车夫去布雷西亚弄点食物和必需品。几小时后他回来了，车上满载着甘菊花、锦癸、赤杨花、桔子、柠檬、糖、衬衣、海绵、亚麻布绷带、大头针、雪茄和烟草。有了这些东西就可以给那些急需的人送上新鲜的柠檬水。用锦癸水给他们洗伤口，为他们提供热敷布以及更换包扎。与此同时我还增加了几个新成员。先是一个前海军军官，然后是一些英国旅游者，他们是出于好奇才进了教堂，几乎是被我们强行留住的。另外，还有两个英国人从开始就给予了我们最大的帮助，他们还给奥地利人发雪茄。一个意大利牧师也来帮助我们，还有两三个偶然经过的旅游者和旁观者、一个巴黎记者，他们后来又到附近其它的教堂继续进行救护工作，还有派往卡斯蒂廖内的小分队中的几名军官。
不久，其中一个志愿者发现这儿的悲惨景象让他感到身体很不舒服，而其他的志愿救护人员也一个个退却了，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忍受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伤员遭受身心痛苦，却做不了多少救护工作。那个牧师也跟着其他人走了，但后来又回来了，而且带来了芳香的药草和几瓶盐放在我们鼻子下让我们闻，他想得可真周到。
一个年轻的法国旅游者对眼前这些活着的伤残者的惨状颇有感触，突然哭了起来。纳沙泰尔的一个商人两天来一直忙着给伤员包扎伤口，并为快死去的人往家里写离别信和遗嘱。为了他本人的健康，我们有必要让他先把好心放一放。我们还得让一个怀着同情心而激动不已的比利时人平静下来，我们害怕他会发高烧。有一个少尉就是这样发了高烧，他是从米兰到他兵团的路上加入我们行列的。
小分队中的一些士兵留下来驻守这个镇子，他们想帮助自己的同志，但是他们也忍受不了这悲惨的景象给他们精神上造成的巨大影响。
一个在马真塔受伤的下士，在他的伤已经几乎痊愈的时候（他马上就要归队，不过他接到的命令给了他几天宽限期）来到这儿帮助我们，在这短短一段时间里，他接连昏倒了两次。
一个刚刚在卡斯蒂廖内上任的法国军需官终于批准了使用未受伤的战俘做医护工作：三个奥地利医生过来帮助一名年轻的科西嘉军医，这名军医几次要求我写一份证明，见证其工作热情。一个德国医生特意留在战场上为自己的同胞包扎伤口，现在又在埋头为双方部队的伤员治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3天后军需部门把他送回了驻扎在曼托瓦的奥地利军队。
有些可怜的小伙子突然使出很大的力气抓住我的手。喊着"别让我死"，然后就失去气力而死。一名大约20岁的年轻下士克洛迪于斯?马聚埃，表情温和，他身体左部中了一枪，他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希望了。当我喂他水喝时，他向我致谢，又满眼含着泪水说："噢，先生，你能不能给我父亲写封信，让他安慰我的母亲！"我记下了他父母的地址，过了一会儿，他就死了 。一个老中士袖子上佩有军龄袖条，他很突然且很确定地对我说："如果能得到及时救护，我可能还能活下去，可现在我活不过今天晚上了。"他的话中充满了怨恨。当天晚上，他就死了。
"我不想死啊，我不想死！"禁卫军的一名士兵狂喊着。3天前他还很健康，充满活力，现在快要病死了。他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在这严酷的事实面前，他拼命挣扎着。我同他谈话，他静静地听着。最后他带着孩子般的率真与质朴，宁静安详地死去。
走到教堂的尽头，左边的祭坛幽深处里，那儿有一个非洲轻装备步兵团的士兵，几乎一动不动，也不再有怨言。3颗子弹打中了他。一颗打在他的右侧，一颗打在左肩，第三颗打在右腿上，子弹还留在里面。这已是星期日的晚上了；他说从星期五早上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吃过。那样子看了真让人难过，满身是干泥和血块，衣服都撕破了，衬衫一片片的。我给他洗了伤口，喂了点汤，又给他盖上了一个毯子。他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感激的神情，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嘴唇上吻着。在教堂入口处有一个匈牙利人不停地在喊，用令人心碎的意大利语乞求着为他找个医生。原来一排连珠炮打进了他的背里，看上去就像是用钢爪抓过的，周围露着一大片红色的肉。他肿胀的身体的其余部分都是黑绿色的，找不到一个舒服的位置坐下或躺下。我在冷水里沾湿了一大块纱布，试着放在他身下，但不久后，他就因感染坏疽而死。
挨着他的是一个朱阿夫兵。他哭哭啼啼的，你得像安慰小孩一样地安慰他。在这个阶段，士兵们用尽了气力、疲惫不堪，又缺少食物，缺少休息，出现了一种病态的激动和对无人救助而死的恐惧，甚至一些毫无畏惧的士兵也由于处于紧张、敏感的状态中而抑制不住地呜咽和哭泣。当疼痛稍稍减轻一点儿的时候。他们大多会想起自己的母亲，怕母亲听说了他们的苦难遭遇时会有多难过。人们发现在一个死去的年轻人的脖子上挂着一个老妇人的小画像，那一定是他的母亲。他的左手仍然把这张画像压在他的心口上。
大约100名法国士兵和军士长蜷缩在毯子里，排成两溜，靠墙相对，几乎挨在一起，中间刚刚能过人。所有的人都缠着绷带。已经给他们发过汤了。他们显得平静安详，但他们所有人的眼睛都在跟着我转，我去哪边，他们就把头转向哪边。一些人在说："噢，你看他一定是从巴黎来的。"另一个说："不，在我看来，好像是从南部来的。"还有一个人问我："先生，你是从波尔多来的，对吗？"他们每个人都以为我来自他们那个省或镇子。值得关注且有意思的是这些普通战士所普遍表现出的顺从。如果从个人层面考虑，在这场巨变中，他们中的任何一员又能代表什么呢？微乎其微。他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痛苦，卑微地静静死去。
在被俘的奥地利伤员中很少有人试图反抗他们的征服者。然而其中也有一些人不愿意接受救助，他们对此表示怀疑并扯下绷带，让伤口再流血。一个克罗地亚人抓住刚从他的伤口里被取出的子弹猛地扔到外科医生的脸上。其他的人闷闷不乐，不说话，显得很消极。他们大部分人缺少拉丁民族性格中的那份率直、友好和心甘情愿。但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是那么任性，也并非缺乏感激之情。从他们脸上惊讶的表情中，你可以看到那份真诚的情谊。在教堂最远的角落里，一个19岁的男孩和大约40个本国的同胞躺在那儿，3天没有吃东西了。他左眼瞎了，发着高烧，颤抖着，不能说话，而且几乎连喝汤的力气都没有了。经过我们的救治，他活了下来，24小时后就能送他去布雷西亚了。在离开我们的时候，他非常伤心。他剩下的那只闪亮的蓝眼睛里流露出真诚深厚的感激之情，他还把卡斯蒂廖内的那些善良的妇女们的手按到自己的嘴唇上亲吻着。还有一个俘虏发着高烧，还不到20岁，可头发全白了，这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他和他的同志们都说那是在战场上变白的。
有多少18岁、20岁的年轻人不情愿地从德国的腹地或广阔的奥地利帝国的东部省份来到这里——他们中一些人可能是被粗暴地强迫而来的，他们被迫忍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还有被俘的悲痛。现在他们必须忍受米兰人对他们的民族、领袖和君主的深仇大恨。因此，这些人在到达法国领土之前，很难得到怜悯。噢，那些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可怜母亲们，当她们听说自己的儿子在敌方国土上受伤被俘时，该有多么痛苦呀！
但是，卡斯蒂廖内的妇女们看到我不分国籍地照顾那些伤员，也都学着我的样子，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表现出了同样的友善。她们不断衷心地说着："大家都是兄弟。"所有的荣誉都应该归功于卡斯蒂廖内的那些富有同情心的妇女和女孩子们！她们的镇定，不知疲倦和坚定不移以及默默的自我牺牲精神大大减轻了伤员们的劳累与恐惧。
一个人在这样不寻常的庄严气氛中，会感到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这种感觉是难以形容的。确实，当你意识到你永远只能帮助眼前的那些人而没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的时候，是多么令人沮丧——你不得不让那些呼唤你、请求你的人们一直等着你。而当你开始走向某个地方时，要用几个小时才能到，因为你不得不在一个又一个请求你帮助的人前面停下。每走一步你都被倒在你面前和拥挤在你周围的可怜和不幸的人们挡住。然后你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去右边，左边有那么多人还没有得到一句友善和安慰的话，还没有喝一杯水解解渴就要死去！"
杜南修改的第三版文字
《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于1862年在日内瓦首次出版，在全世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它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杜南不仅报道了战斗的过程，他还描述了被遗弃伤兵的惨状，
以及他倡议对他们开展的救援行动。他还提议创建后来逐渐发展形成的红十字。
对生命重要性的道德感，以及希望能减轻所有可怜不幸之人痛苦或是恢复他们溃散勇气的美好愿望，还有此时此刻人们积聚起来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热情，所有的这一切合在一起，使你能够产生一种要去拯救所有可以拯救之人的力量。在这场庄严肃穆、令人恐怖的悲剧所呈现出的各种场景中，人们不再悲伤。人们漠然地从最可怕的面目全非的尸体前经过，在面对比我在这里描写的还要恐怖且手中的笔绝对不愿描述的场面时，人们表现出了同样的冷静。可有时你会突然感觉到很伤心——好像你的全身心立刻被一种苦涩和无法抗拒的悲哀所笼罩。因为一些普通的事件，一些互不相干的事情，一些出乎意料的细枝末节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唤起了我们的同情，牵动着我们活着的人最敏感的神经。
当一名士兵经过了索尔费里诺战役那样可怕的疲劳和恐怖之后回到军队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对家人和家乡的回忆就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烈。下面一席话清楚地描绘了这种状况，那是一个勇敢的法国军官从沃尔塔写给法国家中兄弟的："你无法想象当人们看到邮政兵来送信时是怎样的激动。是啊，他带给我们的是法国的消息，是家乡和家人朋友的消息。人们竖起耳朵，贪婪地伸出手，注视着邮政兵。那些接到信的幸运者急忙打开信一口气看完；而那些失望的人们只能心情沉重地走开，自己去默默想念那些留在家里的人。邮政兵时不时地会叫到无人应答的名字。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询问等待着，然后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死了"。邮政兵就把这封信放在一边。然后会把它原封不动地退回给寄信人。当那些寄信人想到"他收到这封信一定会很高兴"时，是多么的幸福；可是当信退回来的时候，他们肯定心都碎了。
现在，卡斯蒂廖内的街道很安静。死去的和离开的人腾出了地方，即使一车车新伤员持续到来，还是逐渐有了秩序，医护工作也开始正常进行了。现在造成拥挤的原因不再是组织不善或管理上缺乏预见性，而是伤员数目之多出人意料，而医生、护理员和志愿工作者相对来说太少了。运输车正在把伤员定期从卡斯蒂廖内运到布雷西亚。除了用救护马车运送外，还有笨重的牛车，顶着火辣辣的太阳，缓慢地向前移动着，路上一片片厚厚的尘土淹没了路边行走者的脚踝。在这些不太灵便的运输工具上，即使盖上树枝也遮挡不住七月的炎热。伤员几乎是一个摞一个地堆在车上，可以想象那长途跋涉的痛苦！当过路人友好地向这些可怜的人们点头致意的时候，他们就好像接受了恩赐，赶快报以感激的表情。
在通向布雷西亚沿线的所有村庄里，妇女们坐在门前静静地做着纱布。运送伤员的车一到，她们就跳上马车，给男人们洗伤口，更换包扎，然后把一勺勺的汤、葡萄酒或柠檬水倒入那些已无力仰头或抬手的伤员们的嘴中。这些运输车不断将食物、饲料、武器和各种储备从法国或皮埃蒙特送到法军军营里，返回的时候载满伤病员，把他们送到布雷西亚。这些车每经过一个小镇子，小镇当局就为伤员准备好饮水、葡萄酒和肉。在蒙特基亚罗，当地的3个小医院由农妇们负责，她们把那儿的伤员照顾得非常好，对他们非常友善。在圭迪佐洛，1000名伤员暂时被妥善安置在一个大庄园里，沃尔塔的一个古老的修道院也已经变成了营房，那里有几百名奥地利伤兵；在卡夫里亚纳这个小镇，主要的几个教堂里安置了很多奥地利伤员，这些人曾在一个快要倒塌的哨房的阳台保护下躺了48个小时。在战地总医院，是使用氯仿麻醉进行手术的。奥地利人使用这种麻醉剂后几乎立刻就神智不清了，而法国人的反应则是伴随着强烈刺激的神经收缩。
卡夫里亚纳的居民们几乎没有剩下什么粮食和供应品，卫队的人就把自己的口粮和一些零散的罐头分给了他们。整个乡村周围地区被奥地利人洗劫一空，每样可吃的东西都卖给了奥地利军队或被他们征用了。法国军队由于军需部门颇有预见性，所以有充足的战地粮食配给。但与此同时，这些粮食配给通常需要补充黄油、荤油和蔬菜，但这些东西却相当难找。奥地利军队还征募了这个地方所有的牛，联军在驻扎地点唯一不难找到的是玉米面。然而，伦巴第农民还能卖给部队作为供给的任何东西都很贵，报价也总是为了使卖方满意；而且法军征用的饲料、土豆或其它必需品也都慷慨地付了钱，此外，战争给当地居民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损失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补偿。
撒丁军队的伤员们被送到代森扎诺、里沃尔泰拉、洛纳托和波佐伦戈。前两个镇几天来都没有被双方军队占领过，因此不像卡斯蒂廖内人那么缺衣少食。由于食物供给充足，那里的战地医院情况良好，当地人也不那么焦灼不安和恐惧，他们积极地帮助照看伤病员。从那儿送往布雷西亚的伤员坐上了非常好的马车，躺在厚厚的草上。带叶的树枝被交错成环状牢牢固定在马车上并盖上厚帆布，这样可以为伤员们遮挡太阳。
27日，我因劳累过度而根本无法入睡，就让我的马车在下午6点钟左右出发，去呼吸一下傍晚野外的新鲜空气。暂时离开卡斯蒂廖内笼罩着的阴郁景象，稍作休息。我很幸运选择了这一天，因为星期一没有部队调遣（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寂静压倒了前几天战场上可怕的焦灼与不安，战场上呈现出一片悲哀肃穆的景象，不再有任何群情激昂。但地上到处是一滩滩干了的红色血迹，新翻的土上盖着石灰，那是24日受难者长眠的地方。在索尔费里诺，一座方塔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光荣地伫立在那儿，冷默地注视着这片土地，近代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已是第三次在这里展开了争斗。我看到人们还在收拾大量七零八落的残破物品，它们甚至遮住了墓地里沾满血污的十字架和墓碑。
大约9点钟我到达了卡夫里亚纳。战争的辉煌阵势笼罩着法国皇帝的总司令部，形成了一幅独特的壮丽景象。我打算寻找有幸结识的马真塔公爵元帅。由于不知道他军团此时确切的扎营地点，于是我把马车停在了一个小广场上。对面就是拿破仑皇帝住的房子，自那个星期五晚上以来，他一直住在那儿。这时我与一群将军不期而遇，他们坐在普通的柳条椅和木凳上，在他们君主的临时宫殿前抽着雪茄，呼吸着新鲜空气。当我问他们麦克马洪将军被送到哪儿去了的时候，这些将军却询问起了和我一起来的那个军士，因为他坐在车夫旁边，所以他们以为他是我的传令兵。他们想知道我是谁并查出我此行的目的。他们觉得我的行为有些越轨——因为他们很难料到一名旅行者竟会独自冒险出入这些营地，而且到了卡夫里亚纳这么远的地方，而且这么晚了还打算继续往前走。对将军们的问题，军士毫不知情，自然无法回答，但回答的态度却是必恭必敬的。当将军们得知我这么晚了还要出发去博尔盖托找马真塔公爵时，就更为好奇了。
马真塔公爵指挥的第二军团接到命令，于26日从卡夫里亚纳向5公里外的卡斯泰拉罗前进。他的几个师在卡斯泰拉罗通向蒙赞巴诺的大路两旁驻扎下来。元帅本人和他的部下在博尔盖托。但现在已是夜深了，我得到的信息也不够确切。马车走了一小时后，我们走错了，上了去沃尔塔的路。结果我们碰到了在沃尔塔小镇周围宿营的尼埃尔元帅的军团。美丽的星空下能听到莫名的声音，树枝燃起的篝火旁，军官们亮着灯的帐篷，在半梦半醒间营地里催人入眠的喃喃细语——这些对于我那紧张和过分激动的大脑而言是一种愉悦的放松。暮色和死一般的寂静淹没了一天里的各种声音，能呼吸意大利夜晚那甜甜的、纯净的空气是一种惬意。
在昏暗之中，我的意大利车夫一想到快要接近敌人了就感到非常恐慌，不只一次我不得不接过他手中的缰绳交给军士或者由我自己赶车。这个可怜的人，一个星期前，因为害怕在奥地利军中服务，从曼托瓦逃了出来，来到布雷西亚成了难民，在那儿为了生计，他被一个马车主雇作了马车夫。远处有个奥地利士兵听见我们走过来就放了一枪，然后跑了，消失在灌木丛里。这更加剧了车夫的恐慌。在奥地利军队撤退时，这些士兵藏在了一些被人丢弃或被抢劫过的小村子的地下室里。这几个可怜的逃犯，又孤单又害怕，起初在他们隐藏的地下室里还能多多少少找到些食物和饮料。后来他们就偷偷地逃进田野里，在那儿整夜漫无目的地游荡。
我的马车夫简直无法从紧张中恢复过来，而且不能再朝前赶车了。他一直在左右转动着脑袋，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憔悴的双眼紧盯着路边的灌木丛，害怕随时会看到奥地利伏兵向他射击。他恐惧地扫视着每一排村篱，每一个小棚子。每到路的一个拐弯处，他的恐惧就会加剧。突然又一声枪响打破了夜晚的沉寂，更使他陷入了无法形容的恐惧中。在黑暗中我们没有看到开枪的骑哨。在通向沃尔塔的小道边的田埂上，车夫看到一个张开的大伞，他差点儿被吓昏过去。大伞上还有三个大炮打出的洞和几个弹眼，我猜想这伞是法军随军食堂的妇女们在24日的暴风雨中丢下的行李。
我们顺原路折回，又踏上了右边通向博尔盖托的路。现在已经11点多了。我们让马尽量跑得快一点。正当我们的小马车静静地在卡瓦拉拉路上飞奔的时候，一声莽撞的警告又惊住了我们："是什么人？说！不然开枪了！" 一个离我们很近的骑哨一口气喊了出来。"法国人！"军士立刻喊道，并接着报出身份："第一工兵部队军士，编号七连??"那人回答"过去吧。"
以后没有碰到什么事儿，我们在差一刻12点来到了博尔盖托的第一所房子前。整个镇子沉浸在寂静和黑暗之中，只有大街上一个低矮的平房里透出一点儿亮光。在那里，负责军需服务的军官们还在工作，虽然我的出现打断了他们的工作，但对我在这个时候出人意料地出现在这里他们都感到很吃惊，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一个军需官乌特雷先生没等看到我带来的几个将军写的推荐信，就非常热情地款待了我。我喝了一碗极好喝的汤后——因为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这趟对我来说就更是美味无比了——他的传令兵拿来了一个床垫，就合衣躺在上面想休息几小时。在这儿没有卡斯蒂廖内那令人窒息的臭味，也没有苍蝇的侵扰，我静静地睡去。军士和车夫呆在街上的马车里——但是可怜的车夫紧张得不曾合眼，精神恍惚。早上我发现他累得不成样子了。
28日早晨6点，那位勇猛侠义并被他的战士们奉为偶像的麦克马洪元帅和蔼可亲地接待了我。10点钟我又回到了卡夫里亚纳那幢具有历史意义的房子前，6月24日那天敌对双方的两位统帅都曾住在这里。下午3点钟我返回了卡斯蒂廖内，那儿的伤员们很高兴又见到了我，6月30日我来到布雷西亚。
如果说卡斯蒂廖内成了一个大的战地医疗站，那么布雷西亚这个风景如画的城市则变成了一个大医院。这里的两个大教堂，几个小教堂，还有修道院、私人官邸、大学和营房——几乎是镇上所有的建筑——都装满了从索尔费里诺送过来的伤病员。几天来，人们用各种办法临时搭起了1.5万张床。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慷慨大方的当地人所做的贡献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大。在镇中心，旧的大教堂"罗通德"和它的两个礼拜堂容纳了大约1000名伤员。许多人到那儿看望伤员，来自各个阶层的妇女们带来了大量的桔子、果冻、饼干、糖果和其它美味佳肴。即使是最寒酸的寡妇、最穷的老太婆也带上点东西，认为亲自来是自己的义务，表示一点心意和同情。在新的大教堂里也是同样的情景，这华丽的白色教堂的大圆顶下，还有几百名伤员挤在那儿。在另外40栋楼房里（教堂或医院）情形也大致如此，那里共容纳了大约两万名伤病员。
在这严峻的形势下，布雷西亚市委员会随机应变地执行着他们的伟大职责。这个委员会是长期设立的并获得了城市里大多数高贵人士的有益帮助和建议。为了指导医院的工作，在巴尔托洛梅奥·瓜拉医生的建议下，市委会派出了一个由他担任主席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科尔博拉尼医生、奥雷菲奇、巴利尼、博尼切利、卡萨、马吉医生和阿贝尼医生。他们以令人钦佩的热忱，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这个中央委员会在每个医院都派一名特别管理人员和一名主治外科医师，协助他们的还有几个医生和一定数量的护理员。这个中央委员会派出人员进入修道院、学校或教堂后，几个小时的功夫，就像变魔术一样建起了一个个临时医院。医院里有几百张床，有宽敞的厨房和洗衣设备，还备有亚麻布以及其它必需品或备用物品。布雷西亚原有4万居民，再加上3万伤病员，这个城市的人口一下变成了原来的两倍。然而几天之后，这么多临时医院就能有计划、秩序井然地开展工作了，这实在令人感到震惊。
"五人委员会"
1863年，也就是杜南的书出版一年后，一个私人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会议，
16个国家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按照杜南的设想，建议由会议设立"志愿救护协会"。
我不禁要在这里一共记录下140名医生。他们在完成艰苦劳累的工作时，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超凡的精力和伟大的爱心，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同心协力，没有人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帮助他们的还有医科学生和一些志愿者。还有一些辅助性的委员会也相继组织了起来，其中有一个专门委员会被派去收集捐献的实物（床褥、亚麻布和各种供应品)。还有一个委员会负责主要仓库。
在医院的大病房里，军官一般是与士兵分开的，而且奥地利的伤病员也不与联军的伤病员混在一起。一排排的病床看上去没什么两样，但从每个床架子上的军服和帽子就能看出他们属于哪个部队。为了防止探望的人拥进来扰乱和打断医护工作，医院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战士们一个挨一个地躺在那儿，有的人看上去很彪悍，有的则显得很温顺，还有一些人嘟哝和抱怨着。到这里的第一天，每个伤员都显得很严肃。法国士兵性格活泼，适应能力强，坚决果断并且坚韧不拔，精力充沛，但是缺乏耐性，性情急躁。他们总是不动声色，显得不那么忧虑。正因为他们满不在乎，所以给他们做手术要比给心事重重的奥地利人容易得多。奥地利人非常害怕截肢手术并且常在孤独中自寻烦恼。穿着黑色长袍的意大利人，给予法国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是他们所使用的一些方法——例如建议节食、放血、喝罗望子水——会让病人感到痛苦。
在病房里，我发现了几个从卡斯蒂廖内来的伤员，他们也认出了我。现在他们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但是他们的烦恼还没完呢。他们当中有一个禁卫军的轻骑兵，他作战非常勇猛，在卡斯蒂廖内是我第一次为他包扎的伤口。他的腿上有一处枪伤，躺在草褥子上，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眼睛红红的、凹陷着，从他黑黄的脸色上可以看出他正在发高烧，是伤口化脓引起的，情况很不好。他的嘴唇干裂，声音颤抖，战士的英勇已被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和无法控制的忧虑所替代。他害怕任何人靠近他已经生坏疽的伤腿。当做截肢手术的法国外科医生从他床前经过时，他抓过医生的手，紧紧握在自己滚烫的双手里，喊叫着："别伤害我——我快疼死了！"
但是手术必须要做，而且要尽快做。那天早上还有另外20 个人要做手术，150人等着包扎伤口。因此没有时间为单独一个人停下来，对他表示同情或是等他下定决心。那个好心的外科医生，面无表情，只果断地说了一句"交给我们吧"，然后就迅速掀开毯子。只见那条伤腿已经肿成了原来的两倍，有三个地方流着脓，从紫色的痕迹上看，主静脉已被切断，这条腿的供血已不充足了。因此，唯一的治疗方法（如果能算个办法的话）就是截肢，要从大腿以上三分之一处开始。对这可怜的男孩来说，截肢两个字是多么恐怖！可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是即将来临的死亡，还是变成个残疾人悲惨地活下去。他来不及鼓足勇气去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他颤抖着问道："噢，上帝，上帝，你要干什么？"外科医生没有回答，只说了声："护理员，把他抬走，快点！"突然从那个男孩嘶哑的喉咙里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原来是那个笨手笨脚的护理员在抓住伤员的那条不能动弹又非常脆弱的腿时太靠近伤口了。当伤员被抬到手术间的时候，他伤腿的断骨插进了肉里，十分疼痛。他的腿因被摇动过而畸形地弯曲着。
噢，那一幕太可怕了！他就像一只可怜的羊要被拉去作祭品。
这个伤员终于被放在一个铺着薄垫子的手术台上。在他旁边的另一个台子上放着手术器具，上面用一块手帕盖着。外科医生正全神贯注地准备手术。除此之外，他什么也看不到，听不到。一个年轻的助手抓住病人的两支胳膊，护理员握住了病人那条未受伤的腿，并使出全身的力气把病人拉到手术台的边上。这时病人惊恐地哭喊着："别把我掉下去！"他挥动着胳膊，一把搂住了站在旁边的年轻助手的脖子。这个年轻的医生正要去扶他，也被吓得面色苍白，几乎和病人一样紧张与不安。
主刀的外科医生已经脱了外衣，把袖子几乎挽到了肩膀上，白围裙一直围到脖子下面。他一条腿跪在地上，手里拿着可怕的手术刀，然后伸过胳膊握住病人的大腿，刀子绕着腿把皮肤切开。这时尖叫声传遍了医院。那个年轻的助手仔细地观察着病人的脸，从那变了形的面容上能够看清他所遭受的每一丝痛苦。当病人的双手使劲僵硬地按着这个助手的背时，他便鼓励着病人："勇敢，还有两分钟你就会好的。"
外科医生站起身，开始从划开的地方把皮和下面的肌肉分离开，然后把皮肤上的肉切掉，把皮肤向上提起一寸。过后他又返回来用刀子用力地切入肌肉里，直切到骨头处。一股鲜血从断开的静脉处喷涌而出，溅了外科医生一身并流到了地板上。这个熟练的外科医生在此之前一直面无表情，静静地，什么话也没说。直到这时，突然打破了沉默，生气地对那个笨拙的护理员喊道："你这笨蛋，就不能按住一条静脉吗？"护理员没有什么经验，也不知道怎么用拇指去压住止血才对。伤员感到一阵剧痛，他声音微弱地说："噢，我受够了，让我去死吧！"冷汗从他脸上淌下来。可是手术还需要一分钟，这一分钟显得多么漫长。那个助手数着秒，一会儿看看伤员的脸，一会儿又看看外科医生，然后又回到伤员的脸上，当看到伤员惊恐抖动时，为了让他继续保持勇气，助手说："就只剩下一分钟了。"
接着外科医生拿起了锯，我能够听到钢齿锯进骨头里的声音, 然后将这条半腐烂的肢体与他的身体分离了。
伤员虚弱无力的身体经受不住剧烈的疼痛。呻吟停止了，因为病人昏了过去。那个外科医生听不到了病人的喊叫和低吟，害怕他会死过去，便焦急地看着他，弄清他是否还活着。备用的兴奋剂终于给伤员半闭的眼睛里带来了一线生机。这个伤员虽已精疲力尽，完全崩溃了，但至少他挺过了最难的一关。
在另一所医院里，有时会使用氯仿麻醉。病人——特别是法国人——在麻醉状况下，会经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他们处于兴奋中，常常会到发狂的地步，然后进入第二阶段的沮丧和完全虚脱的状态。在第二阶段，他们始终毫无生气。一些士兵嗜好烈酒，因此氯仿麻醉不容易对他们起作用，好长一段时间他们会抵抗药性的发作。由氯仿麻醉引起的事故甚至死亡并不罕见，有时想把一个几分钟前还在跟你说话的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简直是徒劳。
很难想象，要给一个既不懂意大利语又不懂法语的奥地利人做截肢手术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无法与好心的医生交流，就像一只要被带去屠宰的羊。法国人得到了大家的精心照顾，他们显得愉快、安心而且充满勇气，当与他们谈及索尔费里诺战役时，即使是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他们也会变得兴奋起来，随时准备与你争辩，对光荣战斗的回忆使他们热情迸发，好像思绪已把他们带回了战场上，从而减轻了身体的痛苦。但是奥地利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此，我坚持去安置他们的各个医院里看望他们。同他们说几句关心的话，给他们一撮烟叶抽，这些老兄就感激不尽了！他们的脸上显露出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激；表情中流露出说不尽的谢意。奥地利军官们对人们的关心照顾特别感激，他们与士兵们一样受到布雷西亚人民的人道对待，但布雷西亚人却不以友善自居。在伊森堡亲王所在的医院里，他和另一个德国亲王住在一个相当舒适的小房间里。
我在教堂和医院奔走了几天，发放了许多烟叶、烟袋和雪茄，在这些闷热的建筑物里，好几百人抽烟散发出的烟味，对于掩盖那里刺鼻的臭味大有好处。布雷西亚存放的烟草很快就用完了，必须再从米兰弄点来，只有烟才能减轻伤员们截肢手术之前的恐惧，许多人抽着烟做手术，还有几个人死时嘴里还叼着烟。
卡洛·博尔盖蒂先生是布雷西亚令人尊敬的人。他人很好，亲自用马车送我到城市的每个医院里，并帮我发放烟叶。商人们把烟叶包在几千支小纸卷里，然后装进许多只大篮子，由士兵们自发地送到这儿。无论我们到哪儿都会受到热情的欢迎。只有一个伦巴第医生卡利尼伯爵坚决不允许我们在圣卢卡医院里发雪茄，他是那儿的负责人。这对可怜的伤病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他们眼巴巴地看着门口的烟草篮子。其他的每个地方都证实了，医生和病人一样都很感激送给他们这种礼物。我真不愿被这点小挫折所阻挡，不过我得说这是我第一次碰壁，也是一路上所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如果这能叫做困难的话。在那一刻之前我从没有过这种烦恼，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从没人查看我的护照或请我出示口袋里装满的将军们热情的推荐信，一次都没有。因此我实在无法忍受就这么败在卡利尼医生手上。当天下午，我又在圣卢卡做了一次尝试，终于让那些受伤的老兄抽上了大量的雪茄，他们因我的无知而不得不忍受坦塔罗斯所受的折磨。当他们看到我返回来时，都忍不住发出欢呼声和愉快、满足的慨叹。
在到处探访的过程中，我来到了一个错落有致的修道院，这里已变成了医院，楼下和楼上的房间里满是伤员，当我走过三楼的一排房间时，在其中一间高大的屋子里，我发现了四五个伤员发着高烧，另一间屋子有10个或是15个人．还有一间里有20个人。他们每个人都躺在床上，但没有得到任何救助，苦苦地抱怨了几个小时才看到一个护理员。他们恳求弄点汤给他们，他们一直喝的是冰凉的水。在长长的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里，只有一个贝尔萨列里的年轻人，他得了破伤风，正慢慢地死去。他一动不动地躺在草褥子上，尽管他大睁着双眼，看上去似乎还活着，可他既听不到也听不懂什么，就只好被丢在那儿等死了。
许多法国士兵乞求我给他们的父母写信，有些情况下是让我写给他们的上尉，他们认为上尉能代替他们远方的家人。在圣克莱门特医院，一位布雷西亚高贵的女士布罗纳伯爵夫人以伟大无私的精神专心照顾着做了截肢手术的伤病员。
法国士兵们都很热情地谈起她。即使是那些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事也不能使她退却，她严肃而又质朴地说道："我是个母亲！"这些话体现了她闪光的牺牲精神！她是一位真正的母亲。
我在街上接二连三地被布雷西亚的市民截住，乞求我到他们的屋里去给那些法国军官——少校、中尉、上尉——作翻译。那些人是他们请求接收的，并给予了悉心的照料。然而这些不会意大利语的客人们讲的话，他们往往一个字也听不懂；而且当那些常常处于紧张焦虑中的受伤军官们发现人们听不懂自己的话，而自己由于疼痛和高烧显得急躁和不悦令这些给以他们无微不至关怀的人们扫兴时，就会变得很恼火。还有一次，一名意大利医生正要给一个军官抽血，这个军官以为要给他截肢，便用力反抗，这样的过分激动对他的身体伤害很大。当发生这样令人心痛的误解时，唯一能使这些伤员平静下来的办法就是用他们本国的语言去解释和安慰他们。布雷西亚人民为了那些把他们从外国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而牺牲自己的人们，耐心地默默无闻地奉献着！当一个伤员死去时，他们会真诚地为他感到悲痛。你会看到那些收养这些伤员的家庭虔诚地跟在死去伤员的棺木后面，沿着两旁排列着高大松柏的街道从圣约翰大门一直走到他最后的归宿地——坎波桑托公墓。那情景非常感人。虽然这个军官到这个家里只有几天，甚至一家人常常还叫不出这个伤员的名字，但他们就像对待一位朋友、一个父亲、母亲和儿子那样为他们哭泣。
晚上，死在医院的士兵们被埋葬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名字和编号会被认真地记录下来；而在卡斯蒂廖内，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在伦巴第，所有的镇都以接收伤员为荣。在贝加莫和克雷莫纳，救护工作组织得井井有条。救护团体在一些由女士组成的辅助委员会的帮助下给予伤员的照料非常令人钦佩。在克雷莫纳的一所医院里，一个意大利医生说："我们把好东西留给联军的朋友们，而给敌人基本生活必需品，他们死了就死！"说完这些残忍的话，他又解释说：他从一些由维罗纳和曼托瓦回来的意大利士兵那儿听说，奥地利人让法国-撒丁联军的伤员毫无照顾地死去。这时克雷莫纳的一位伯爵夫人马上提出了异议，她一直以最大的热忱投入到医院的救护工作中，她声明她给予奥地利和联军士兵一样的关心与爱护，不分敌友。她说："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施德行善的时候一视同仁。"尽管作了俘虏的联军士兵有可能在最初受到粗暴的对待，但相关报告一定是不准确的，而且夸大其辞，因此决不能依此来判断奥地利人。
法国医生不仅尽可能人道地公平地对待不同国籍的伤员，还为无法做更多的事而自我抱怨。我在这里要引用松里耶医生的话，他说："我一想到克雷莫纳那间放着25张床的小病房，就不由得感到非常沉痛，那里住的是伤势最重的奥地利伤员。那些人们憔悴的脸仍浮现在我眼前，精疲力尽和伤口化脓感染使他们面无血色，他们打着手势，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恳求着，作为最后仁慈，给他们截去我们试图保留的肢体，结果我们只能无助地看着他们在绝望的痛苦中死去。"
布雷西亚军需部的部长和布雷西亚那些临时医院的总院长瓜拉医生以及撒丁军队的主治外科医生科米塞蒂，还有伦巴第的检疫员卡洛·科塔医生都在埋头工作，法军优秀的主治外科医生和检疫员拉雷男爵以及有着高超医术和卓越管理才能的伊斯纳尔医生，还有蒂埃里·德莫格拉先生以及一群不知疲倦的法国外科医生们，为布雷西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人们提起他们的名字都会肃然起敬。如果那些在战场上厮杀的战士能在光荣簿上留下他们的名字，那么，那些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别人的人是不是也应该受到人们的感激与尊敬呢？
一个外科医生，英裔美国人，诺尔曼·白求恩是来自上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位解剖学教授，他专程从施特拉斯堡赶来帮助那些忠于职守的人们。一些医科学生们也从博洛尼亚、比萨和其它意大利城市奔到这里。除了布雷西亚的居民，还有几个法国、瑞士和比利时的旅游者，在管理部门的授权下自愿来到医院为伤病员提供服务和帮助，并带来了桔子、果汁饮料、咖啡、柠檬水和烟草表示慰问。一个克罗地亚人一直想把身边仅有的一张德国纸币换成在这儿使用的钱，一个月来他逢人就问，终于从一个旅游者那儿换了1弗罗林币。
在圣加埃塔诺医院，一个圣芳济会的修道士为救护伤病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从皮埃蒙特来的一名年轻士兵，伤已痊愈，他是尼斯人，既会法语又会意大利语，于是给伦巴第的医生们当起了翻译。在皮亚琴察市的三家医院里，绅士和小姐们充当了这里的护理员和护士。一位年轻护士小姐的家人劝她不要待在医院，因为这里致命且具有传染性的发烧。可是她不顾劝阻，继续热忱地、默默地坚持工作。所有的士兵都尊敬她，他们说："她给医院带来了欢乐。"
如果在伦巴第的镇子里有一百个有经验的、合格的志愿护理员和护士，那里的状况会得到多么大的改善！他们可以形成一个核心，把一些分散和不足的救护力量重新集中起来，并进行适当的指导。可是正因为那些懂医术的人没有时间提出必要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指导，大多数人是凭着爱心参加救护工作的。因为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经验，他们显得力不从心，因而常常起不了多大作用。
面对这样重大的紧急情况，那些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中的热心人能做些什么呢？一个星期后，布雷西亚人施德行善的热情就开始冷却下来。除了一些最令人敬佩的人，其他的人渐渐变得厌倦了。一些没有经验的镇上人还不加思索地把一些不适合伤员吃的食物带进医院和教堂里，因此有必要把他们拒之门 外。结果许多本来只想和病人呆上一两个小时的人，在去申请得到必要的许可时，就觉得有些麻烦了。一些想来帮忙发挥点作用的外国人也遇到这样或那样意想不到的阻力，这一定使他们感到很扫兴。但是只要有一些得到当局批准或认可的社团和其选送来的胜任的志愿者，这种困难就不难克服，而且他们能做更多的善事。
在战后的第一个星期，从医生们走过一些伤员的床前叹息着摇摇头说"没救了"的时候，这些人就得不到什么照顾了，只能呆在那儿等死。当你看到这里只有几个医护兵却管着众多的病人时，你就会觉得发生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确实，在场的救护人员都应该把自己宝贵的时间留给了那些可能还能救活的士兵，那些没救的人就只好被丢在那儿无助地死去。因此这种状况既是悲惨、残酷的，又是无法避免、合乎逻辑的。像这样事先就被判定死亡的人有很多。当这些可怜而不幸的人听到那无情的判决时，就马上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他们便悲伤、心碎地咽下最后一口气，没有人注意他们，没有人为他们哭泣。其中还有一些人死得更加悲惨，更加痛苦，因为他们的床挨着几个只受了点轻伤的年轻朱阿夫兵，这些朱阿夫兵不分场合地打趣、说笑，使他们得不到安息。另一种情况是一个快要死去的伤员的床挨着一个刚刚死去的可怜的同伴，在他自己也奄奄一息的时候，还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同伴被亵渎，而此时此刻他一下就明白了这样的事儿也迟早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有人更不幸，他看见有人知道他已是垂死之人，却趁他们虚弱之际搜他的背包，并抢走所有他们喜欢的东西。
还有一个伤员一个人呆在那儿，他家人写来的信在邮局里都放了一个星期了。如果他能看到这些信，或许会从中找到最后一点安慰。好几次他让病房的人帮他取回那些信，好在临死前读一读，可这些人嫌麻烦，还粗暴地说他们有别的事儿要做，没时间管他的闲事。如果这些可怜的伤员在血腥屠杀的战场上突然中弹，壮烈牺牲，那该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如果他们为战旗而战，倒在了他们勇敢的上校身边，至少过后他们的名字会被荣誉所围绕！即使当他们在柏树山上或在梅多拉平原上被找到时已毫无知觉，奄奄一息，然后被粗心的村夫当作死人埋掉，情况也会比现在好得多。至少他们不用忍受那么长时间痛苦的折磨——可现在他们必须忍受的是接连不断的痛苦，等待他们的不是战场的荣誉，而是无法名状的苦痛，之后便是死亡的阴森与恐怖。如果最后人们在葬礼上只简短地把他们的名字叫做"失踪人员"，也没有人会感到奇怪。
在索尔费里诺战斗打响的那一刻，在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奋勇向前，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时候，被英勇的战斗所激起的极度兴奋曾经那么神秘、那么强烈地在他们内心深处躁动着。可现在这种精神变成了什么呢？在雄壮悦耳的军乐声和高亢嘹亮的号角声中，在子弹的尖叫声、大炮的隆隆声、炮弹燃烧和爆炸的咆哮声中，一次次高涨的战斗热情又到哪里去了？当他们热情迸发，一时的冲动冲昏了头脑，令他们义无反顾地迎接死亡的挑战时，他们心中涌起的对光荣的热情现在也已荡然无存了。
在伦巴第的那些医院里，你就会看到并意识到为了那被夸大其辞地称作光荣的东西，人们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就伤亡人数而言，在19世纪， 唯一可与博罗季诺、莱比锡和滑铁卢等大战役相提并论的就是索尔费里诺战役了。在1859年6月24日的那场战斗过后，死伤的奥地利人和法国-撒丁联军共包括：3位陆军元帅、9位将军、1566名各级军官(奥军630人，联军936人)、还有4万左右未受衔的军士长和士兵。两个月后，3支军队的伤亡人数又增加了4万人，主要原因包括：24日前后接连几天的极度劳累；伦巴第平原夏季的酷热天气，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因士兵本人疏忽而导致的事故。我们将战略与荣耀抛在一边，以一个公正的中立人的立场来看，索尔费里诺战役是欧洲的一场大灾难。
由于白天炎热的天气，伤员从布雷西亚到米兰的转移在夜间进行。那种场面非常具有戏剧性，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载着伤员的火车进站了，站上挤满了人，人们在松油火把暗淡的光亮中静静地站在那儿，满怀着悲伤。当列车经过时，人们密密麻麻在站在一起，因感动和友善而震颤着，他们屏住呼吸，只是为了听到从昏暗车厢里发出的令人窒息的呻吟与呜咽。
奥地利人在6月逐渐向加尔达湖撤退期间，在米兰和威尼斯间的铁路沿线上，他们切断了米兰、布雷西亚和佩斯基耶拉间的几处地方。但为了方便联军调度补给、弹药和物资，以及布雷西亚医院的伤员后送，铁路很快就修好并重新开始运营了。
为了接收伤员，在火车的每一个停靠站，都搭起了一个长排小屋子，人们把伤员们从车厢里抬出来，一个挨一个排放在床上或席子上。在这些小屋的桌子上堆满了面包、汤、酒，还有水、纱布和绷带等常用物品。在这里青年们举着的大片火把照亮了黑夜。伦巴第那些镇子里的人们当起了临时护理员，他们忙着向索尔费里诺的征服者们表达着他们的问候与感激；他们不声不响非常虔诚地为伤员们包扎伤口，以父爱般的关切把伤员从火车上抬下来，并小心翼翼地放在准备好的床上。当地的小姐们把新鲜的饮料和各种吃的东西分发给他们，以及火车车厢里那些伤势逐渐康复，还要继续向米兰进发的伤员。
在米兰，连续几天，每晚都有近千名伤员抵达布雷西亚车站，来自索尔费里诺的伤员也和马真塔战役和马里尼亚诺战役中的伤员们一样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那些亲切、可爱的年轻贵族小姐们，依然热情洋溢。她们不再站在豪华住所那插着旗子的阳台上向佩带着闪光肩章、丝质绶带和金质、瓷质十字勋章的人们抛洒玫瑰花瓣了；现在她们眼中流出的滚烫泪水中饱含着悲痛与同情，很快她们就把悲痛化作了基督徒般的爱心、耐心和自我牺牲精神。
每个有马车的家庭都来到车站把伤员带回去。米兰人民主动送来了500多辆车，每天晚上都有简朴的二轮小马车和豪华马车来到托萨门，那里是威尼斯铁路线的进站口。高贵的意大利小姐们给那些分派给她们的伤员们准备了席子、床单和枕头，然后自豪地把他们安置在自己的马车里。伦巴第的绅士们把伤员从火车上接到他们的豪华马车上，他们的仆人也跟着他们争先恐后地忙活着。当这些得到特别优待的伤病员们经过的时候，拥挤的人群欢呼着，挥动起自己的帽子，对伤员们表示敬意。然后举着火把跟随着缓缓移动的马车向前走着，火把照亮了伤员们的脸，他们痛苦的表情中勉强露出一丝笑意。人群簇拥着他们来到那些豪华官邸和私人住宅的门前，在那里等待伤员们的是更加无微不至的关怀。
米兰的每个家庭都一心一意地想把法国伤员安置在自己家里，不遗余力地安慰这些远离自己同胞、家人和朋友的人。无论是在个人家里还是医院里，都是由最好的医生对他们进行治疗。米兰上流社会的女士们表现出了她们一贯的爱心与勇气，以顽强的毅力照看着军官和士兵们。乌博尔迪·德卡佩女士，博塞利女士，萨拉女士，本名塔韦尔纳女伯爵，以及许许多多高贵的女士们放弃了她们优雅安逸的生活，一连几个月呆在伤病员的床边，成了他们的守护天使。她们毫不夸耀目己所做的一切，只是默默无闻地献出自己的爱心。她们始终给予伤员的关心、安慰和殷勤款待博得了伤员家人的感激，也受到了所有人的赞赏与钦佩。她们中有些人是母亲，从她们身上穿的丧服可以看出最近她们刚刚失去了亲人。其中一位女士对贝尔特朗医生说了下面一段话："战争夺去了我的长子，8个月前在塞巴斯托堡，他在为法军作战时中弹身亡。当我听说法国伤员要来米兰，而且我能去照看他们，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最大安慰。"
韦里-博罗梅奥伯爵夫人是中央救济委员会主席，负责定期管理军需库亚麻布和纱布的调配。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每天都抽出几个小时给伤员们读书读报。米兰到处是伤员，博罗梅奥的官邸就有300人。乌尔苏拉女修道院的院长玛丽娜?维德马里用模范的慈善精神管理着一所整齐洁净的大医院，那里的修女负责全部的救护工作。
我们沿着都灵路出发，逐渐可以看到几个由康复的法国士兵组成的小分队，他们的脸被意大利的太阳晒得黝黑。其中一些士兵吊着胳膊，还有的拄着拐杖，看得出他们中有些人曾负过重伤。他们的军服破旧褴褛，但里面穿着很好的亚麻衬衫，那是用他们原来的血衣从富裕的意大利人那里换来的。这些意大利人曾对他们说："你们浴血奋战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要把你们的血衣保存起来作纪念"。就在几个星期前，这些士兵还是健康的人——而现在他们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或是头上缠着绷带，而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忍受着痛苦。但他们永远不能再从军，或是去帮助家人了。在痛苦和悲伤中他们已经想象到了自己将来的样子：他们将成为让人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变成别人和自己的负担。
我不禁想起从索尔费里诺返回的时候，遇到的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老绅士德布里亚侯爵。他是波尔多市的前任议员和前任市长。这位富有的侯爵主动来到意大利帮助救护伤员。我有幸陪这位慈善家去了布雷西亚。6月的头两个星期，托萨门火车站非常拥挤混乱。车站和通向车站的道路已被挤得水泄不通，无论我们到哪儿都难以靠近列车车厢。尽管侯爵年事已高，又有地位，还有官方职责（我认为法国政府委托他执行一次纯粹的人道任务），但也很难在列车上找到个位子。这个小插曲或许会让你对火车站令人望而生畏的人流有点概念。
在这里还有多少有意义的事情却鲜为人知啊！有一个几乎完全耳聋的法国人，从三百里外赶来照看他的同胞们，真是精神可嘉。当他来到米兰时，看到奥地利伤员被丢在一边无人照顾，他就对他们特别关心，想尽办法帮助他们——可45年前，就是一个奥地利军官使他耳聋的，他却以德报怨。那是1814年神圣同盟的军队入侵法国时，那个奥地利军官住在这个法国人的父母家里，当时他还是个孩子，正生着一种病，让那个奥地利军官觉得恶心，于是就抓起这个可怜的孩子粗暴地把他从房子里扔了出去，当时没来得及制止他。这残忍的行为使他这辈子成了聋子。
在米兰的医院里，朱阿夫兵禁卫军的一个中士，看上去身强体壮，显得有点傲慢。他截去了一条腿，在做手术的时候他一声没吭，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情况已有所好转，伤口也渐渐愈合，他却陷入了深切的悲痛之中。他越来越伤心，几乎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他以前也许从未哭过，可是，一天一个修女却发现他眼泪汪汪的，然后修女就一遍遍地问他为什么。最后他终于说出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来供养年迈力衰的老母亲，以前他每月从自己的工资里省出5个法朗给她，现在他不能帮她了，他知道自从没像以往那样往家里寄钱，他的母亲一定很拮据。那个修女听了很感动，就给了他一个5法朗的硬币，很快这枚硬币就被寄回了法国。有一位伯爵夫人也对这个勇敢可敬的人发生了兴趣，当她得知他伤心的原因时，就想送给他和他的母亲一小笔钱，但是这个人只是对这位女士表示感谢却不肯接受，他说："请把这些钱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至于我母亲，我想不久我就能工作了，希望下个月就能像往常那样给她寄钱。"
米兰的一位伟大女士，出身名门世家，她腾出了她的一所豪华住所，放进150张床来安置伤员。那儿有个投弹兵失去了一只胳膊，并且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这位女士安慰着他，并同他谈起他的家人。他告诉她：他是热尔省一对农民夫妇唯一的儿子，也是唯一能供养他父母的人，最令他难过的是他的死会让父母感到极度的悲痛。他还说，如果能在临死前吻一下他的妈妈，是对他最大的安慰。这位女士听罢什么话也没说，马上决定外出一趟。她坐火车离开米兰，去了热尔省并按地址找到了那个伤员的家。她留给他病弱的老父亲2000法朗，然后带着他的母亲回到了米兰。就在这位女士与那个伤员谈话后的第6天，母亲和儿子互相拥抱在一起，一边哭着一边祝福着他们的恩人。
* * *
为什么我要把这些痛苦悲伤的情景告诉读者，唤起他们心中的痛楚呢？为什么我会似乎有些自鸣得意地逗留在那些悲惨的画面上，去描摹那些极度真实的细节呢？
有这样的疑问很自然。或许我可以用另一个问题作为回答：
在和平安定的时期成立一些救护团体，让那些热心、忠实并完全可以胜任的志愿者为战时的伤员们服务，这难道不可能实现吗？
* * *
既然人们不再对圣皮埃尔修道院院长和德塞隆伯爵曾梦想和追求的"和平之友协会"抱有什么希望与渴求；
既然我们不断重复着一位伟大思想家的言论："人们已经到了不因仇恨而互相残杀的地步，最高的荣誉，最美的艺术就是相互消灭"；
既然约瑟夫?德迈斯特伯爵确实说过"战争是神圣的"；
既然为了不屈不挠地达到更高的目标，每天都会发明出新的、更可怕的破坏手段，既然在大多数参与军备竞赛的伟大欧洲国家里，这些破坏手段的发明者们会得到赞许和鼓励；
最后，既然在欧洲，人们的心理和许多其他的征兆都表明了未来战争的前景，要想避免战争似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利用相对安定平静的时期，在人道和基督教的立场上去调查研究或想办法解决这样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如此重要的问题呢？
* * *
我相信一旦人们开始考虑这一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将会有比我更能干更胜任的人们去著书立说。同时要建立救护团体，首先必须在欧洲大家庭的每个成员中提出这一思想，并且应该赢得所有那些被同胞的苦难所感动的高尚心灵中的爱与同情。
一旦组建并有保障的长期存在，此类团体在和平时期自然不会活跃。但它们应该始终组织完备，并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他们不仅应确保成立这些组织的国家当局的友好亲善，而且应确保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请求交战国的统治者们授权并提供便利，以便开展有效的工作。
因此，在每个国家，这些团体都应该包括一些享有最高荣誉和最受尊重的人们作为董事会成员。这些协会将号召每一个人以真诚的博爱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战时的慈善工作中去。这项工作本身在于只要战争开始，就投入战场进行援助和救护（与军需部门达成协议，必要时取得他们的支持与指导），然后在医院里继续照顾伤员，直至他们完全康复。
这种自发的献身精神，随处可见。有许许多多的人一旦确信自己有用武之地，并深信凭借勇气，还有管理部门提供的便利设施，就能真正做好这一工作的时候，即使是自费前往，他们也一定愿意在一段时间里承担起这一卓越的慈善工作。在这个常常被认为自私和冷漠的年代里，怀着自我牺牲的精神，甘愿冒着与战士们一样的危险，用一颗和平之心去安慰战士，这些对于一颗颗高尚而又仁慈的心，对于那些令人敬佩的灵魂来说，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呀！
历史的实例证明了，依靠这种牺牲精神并不是空想。我想举出两三个例子。米兰的大主教圣卡洛·博罗梅奥，在1576年米兰城发生瘟疫的时候，他从教区的另一端赶到那里，冒着被传染的危险，把所有的帮助与鼓励带给了那里的人们。这难道不是事实吗？1627年福雷德里科·博罗梅奥又仿效了他的榜样。还有贝尔孙塞·德卡斯泰尔-莫龙主教于l720年和1721年瘟疫在马赛肆虐的时候，显示出了他英雄般的热心，并以此闻名于世。
接下来还有约翰·霍华德。他走遍欧洲，探视了那里的监狱、传染病院和医院，并在那里进行卫生保健的改革。1790年克里米亚流行瘟疫，霍华德被那里的一个农民传染上疾病，发高烧而死。
贝桑松的玛尔特修女在1813-1815年间为联合政府的军队和法军所做的一切使她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在她之前还有芭布?席纳修女在1790年为救助自己的同胞和侵略军的伤员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还要特别提到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件与近东战争有关的事件，这与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更为相关。在克里米亚，正当善良的修女正在照看法军伤病员的时候，俄国和英国军队也迎来了两支护士队伍。一支来自北方，一支来自东方，分别由两位神圣的夫人带领。在战争爆发后不久，俄国的大公爵夫人海伦·帕夫洛夫娜，本名符腾堡的夏洛特公主，米夏埃尔大公的遗孀，她带领将近300名小姐离开了圣彼得堡，一起前往克里米亚的医院作护士，得到了几千名俄国士兵的祝福！
在英国这边，熟悉英国医院和欧洲大陆主要慈善机关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小姐，放弃了个人的享乐，一心扑在慈善事业上，她接受了大英帝国战时国务大臣悉尼·赫伯特勋爵请她前往近东照料英国士兵的恳求。已经颇有声望的南丁格尔小姐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这项任务。她于1854年9月带领37位英国小姐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和斯库台，她们一到那儿就立即开始救护因克尔曼战役的许多伤员。1855年斯坦利小姐又带着60名小姐加入了她的行列。这使得南丁格尔小姐得以脱身前往巴拉克拉瓦，检查那里的医院。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南丁格尔把爱奉献给了遭受痛苦的人们，以其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闻名于世。
还有多少像南丁格尔小姐那样具有牺牲和奉献精神的人啊，而他们中大多数人却默默无闻，并渐渐被人遗忘了！又有多少人因为孤立无援并缺少有组织、又富有同情心的团体支持而白白浪费了精力！
如果在索尔费里诺战役打响的时候，有一个国际救济会存在，如果在6月24日、25日、26日，在卡斯蒂廖内和布雷西亚、曼托瓦和维罗纳有许多志愿救护人员，那么他们会做多少有益的事呀！
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在星期五那个可怕的夜晚，在一片废墟上，当几千名伤员忍受着最可怕的疼痛和难以想象的干渴的折磨，从嗓子眼里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和令人心碎的乞求时，一群积极、热情、勇敢的志愿者们哪怕只出现在这里片刻，将会给予他们怎样的帮助呀！
如果伊森堡亲王和成千上万不幸的战士们能及早被一双双慈爱的手从他们躺着的那片血迹斑斑、冰冷潮湿的地方抬走，亲王的伤口就不会因为无人救助而严重恶化，也就不会直到今天还在忍受伤口的疼痛。如果不是他的马让人们偶然从死尸中发现他，他肯定就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伤员一样，因无人救护而死去了。他们同是上帝创造的生命，他们的死对家人和他们自己来说都是悲哀的。
在卡斯蒂廖内，那些可爱的女孩子和妇女们都全心全意地帮助伤员，但是她们只是能为其中一些人减轻一点痛苦而已，并不能将许多伤病者从死亡之中拯救出来。在那里需要的不仅仅是纤弱的妇女，在她们身边还需要许多心地善良、经验丰富的男人，他们有组织、有能力而且坚韧不拔，能够马上井井有条地开展工作。如果是这样，就可以避免起初的轻伤急剧恶化感染并发症及高烧，且很快致命的情况了。
如果有足够的人手帮助收集伤员，那么在梅多拉平原和圣马蒂诺大峡谷里，在丰塔纳山的峭壁上或是索尔费里诺低矮的小山上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也就不会有6月24日在痛苦的煎熬和无助的苦难中那漫长的等待了，那些贝尔萨列里神枪手，乌兰骑兵和朱阿夫兵也就不用再忍受着疼痛挣扎地起来，无望地乞求着人们把家信拿给他们；而且也决不会发生战后那天非常可能出现的，将活人与死人埋在一起的可怕事情！
如果能有更好的运输工具运送伤员，那么在布雷西亚，禁卫军那个轻装备步兵就不需要痛苦不堪地做截肢手术了。因为把他从部队卫生站送往卡斯蒂廖内时，他的腿没有得到妥善护理，才不得不进行截肢。而且如果不是靠着自己身强体壮，他也会像许多士兵那样死于手术。
当我们看到年轻的小伙子们缺胳膊少腿，悲伤地回到家里时，我们难道不感到良心的不安与懊悔吗？是我们未能给予及时有效的救护，才使本可以治愈的伤口造成了致命的后果。想想在卡斯蒂廖内野战医院和布雷西亚的医院里那些没人管的人吧！他们中许多人说着自己国家的语言，却没人能听得懂。如果在他们身边有人能听懂他们的话并安慰他们，这些人还会诅咒、谩骂着咽下最后一口气吗？
虽然布雷西亚和伦巴第城镇的人民表现出了所有的热忱，但他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人们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世纪、任何一场战争中表现得如此地友善并显示出这么伟大的慈善精神。然而人们所做的慷慨和巨大的牺牲都还远远达不到需要的程度。而且人们所做的一切大多都是为了联军的伤病员，而可怜的奥地利人没有得到什么。虽然这体现了从被压迫中拯救出来的人民对联军的感激之情，但也说明了这种热情与善意只能是短暂的狂热。在意大利确实有许多妇女有耐心、有毅力，不知疲倦。但是，到最后没有几个能留下来。大家渐渐累了，传染性的高烧又使那些最初渴望去救助伤员的人们望而却步；还有志愿者和护理员，他们也厌倦了或是失去了勇气，不能指望他们坚持多长时间了。
对于这种工作，所需要的并不是付酬的帮助。一方面医院雇的护理员常常变得暴躁起来，或者厌恶地放弃了工作或者变得疲乏和懒惰。另一方面及时和快速地进行救护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本该今天救护的伤员拖到明天可能就救不活了，一旦耽误了时间，病人的伤口就会感染坏疽。因此救护工作需要受过训练的、有经验的志愿护理员和护士，他们的身份也要受到战地指挥官或军队的认可，并为他们的使命提供便利和支持。部队野战医院的医护人员往往不够，即使助手的人数是原来的两至三倍也仍然不足，而且情况一直是这样。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转向公众。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总是无法避免，因为只有与公众合作，才有希望完成大量的救护工作。因此我们必须衷心地向各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人们发出呼吁，无论是伟人还是最穷困的劳动者，因为所有的人都能在各自的领域、用不同的方式、力所能及地做点事儿，推动这项人道工作向前发展。我们不仅要向男人们呼吁，还要向妇女们发出呼吁——无论她是高贵的公主还是可怜的女仆。从将军到下士，从慈善家到作家，我们向所有的人发出呼吁，这项人道工作关系到全人类，更具体地说，是关系到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和每个家庭，因为没有人能肯定地说他永远不可能受到战争的威胁。如果一个奥地利将军和一个法国将军能够围坐在普鲁士国王好客的桌旁，像好朋友一样交谈，那么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对值得引起他们注意和兴趣的问题进行共同的研究与探讨呢？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譬如当各国军事学术家在科隆或沙隆开会的时候，难道不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以批准一项不可侵犯的公约的形式来确立一些国际准则吗？一旦公约得到同意和批准，不就可以成为欧洲各国伤兵救护协会成立的依据了吗？
而更重要的是，应预先达成一个协议并制定一致的措施。因为敌对行动一旦开始，交战各方就已互相怀有敌意，从此只会从各自具有局限性的立场出发去考虑所有的问题。
1864年日内瓦外交大会
人性和文明急切呼唤着成立这样的伤兵救护组织。看来这是一项现实的任务，而且我们有信心依靠与每个有影响力者的合作，至少可以依靠每个高尚之人的美好愿望去履行这项任务。世界上有哪个亲王或君主会拒绝支持建立这些组织，会不愿意确保他们的士兵们在负伤后立刻得到妥善的照顾呢？有哪一个政府不愿意帮助这样的团体去保护人民的生命，确保为国负伤的士兵得到国家的关怀呢？那些把部队视作"自己孩子"的军官或将军，有哪一个不渴望为志愿帮助者提供便利呢？又有哪一个军需官、哪一个军医会不感激这样一群有组织、有能力、聪明能干的人所给予的帮助呢？
最后还有一点——尽管这是一个如此进步与文明的年代，但不幸的是我们无法避免战争，因此，用人性与真正的文明精神促进防止或至少减轻战争的恐怖，难道不是当务之急吗？
虽然实施这项任务需要一大笔资金，但是，在战争时期，所有的人都会立即响应救援委员会的号召，尽其所能地给予捐赠。当国家的儿子为国奋战的时候，公众不会漠不关心，毕竟整个民族的血脉中流淌着同样的血。因此完成这项任务决不会受到金钱的影响。而如何认真为这项工作做准备，并真正建立我们提出的伤兵救护协会才是全部问题之所在。
如果当今各国制造的更有威慑力和破坏性的新式武器注定会缩短未来战争持续的时间，那么，随之而来的另一方面很可能就是使未来的战争变得越来越残酷。因此在这个突发事件层出不穷的年代里，难道战争不可能在这个或那个地方，以最突如期来和不可预料的方式爆发吗？难道这些考虑本身还不足以成为采取预防措施应对突发事件的充分理由吗？
杜南的设想——时间的考验
在《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中，亨利·杜南不仅描述了一场血腥的战役，还回忆了战后几天发生的事件以及他从中所起的作用；他还提出了将来的设想与建议，目的在于防止他曾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亲眼目睹的痛苦场景重演。这些曾是大胆而又质朴的设想，很快便为人们所接受，使杜南的著作不再只是对又一个战争的描述。这本书仍然值得一读，而且是一本了解红十字这个世界性组织不可或缺的书籍。
杜南建议的宗旨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所有国家成立"为战时伤员提供服务的志愿救护协会"；二是制定一个"由一项不可违反的国际公约所认可的国际准则"来作为这些救护组织的依据并支持它们的工作。从那以后，一百多年过去了，杜南的这些设想今天已经演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在1863年，索尔费里诺战役过后4年，也就是杜南的书出版后一年，一个由杜福尔将军、穆瓦尼耶律师、阿皮亚医生、莫努瓦医生以及亨利·杜南本人组成的一个私人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会议，有16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会议提议成立国家救护协会并请求政府给予支持与保护。另外会议还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战时交战各方应宣布医务所和战地医院保持中立，也就是不可侵犯；同样也要保护军队医务人员、志愿服务者和伤员，最后各国政府还应选择一个共同的特殊标志来标记所要保护的人与物。
1864年，瑞士联邦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外交会议。有16个国家的全权代表参加；这次大会起草了《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此公约在同年8月22日被签署并在以后的几年里为几乎所有的国家所批准。这个公约使1863年大会的建议落实到了纸面，并且阐明了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即必须不分国籍接收伤病员，并对其予以照顾。为了表示对瑞士的敬意，会议选择了与瑞士国旗颜色相反的白底红十字符号，作为对保护和援助提供保障的标志。
根据1863年会议的决议并以《日内瓦公约》为基础，一个被称作"国际红十字"的人道组织逐渐发展起来，构成保护战争受难者之《日内瓦公约》的获得普遍认可的基本规则也逐渐得到了完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已拥有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和一套公约；前者代表人道救助，后者提供法律保护，这两方面互相联系又互为补充，二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股为成千上万遭遇灾难的人们提供保护与安慰的力量。
在《日内瓦公约》通过之前，"五人委员会"就决定在维持其瑞士特性的同时，将这个委员会变成"国际伤兵救护常务委员会"，并规定了它的任务就是鼓励建立各国红十字会；为它们的工作提供便利；作为中立的调解者保证战争受难者得到保护；并随时随地在他们需要时提供援助。这个委员会后来成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
在二战期间，ICRC主要关心的是战俘境遇：委员会的代表们探视了战俘营并在日内瓦设立中央情报所，在战俘及其家人之间传递消息。在二战中，ICRC还开始为平民提供保护与援助，特别是被占领区的被拘留者和平民。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ICRC就做了大量工作，尽可能使《日内瓦公约》更全面更完善。《日内瓦公约》的修订本以及1929年及1949年通过的新条款就是委员会努力的成果。
1863-1864年过后，许多国家立刻成立了红十字会，后来随着各种冲突的爆发又有其他国家成立了红十字会。除此之外。有的国家还成立了红新月会，红狮与太阳[1]会并拥有相应的标志，从这些事实显然可以看出，红十字运动已广泛波及到了欧洲以外的地方。现在已拥有186个国家的红十字会和大约2.5亿名成员。此外还有5千万10岁到18岁的年轻人参加了红十字青少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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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1980年起该标志已停止使用。
现在这些红十字会的活动领域已经远远超出了亨利·杜南及1863年大会所设定的范围。对伤兵进行的医疗救护工作已经发展到面向所有的战争受难者。其中包括囚犯、平民伤病者、被拘禁和驱逐的人、疏散人员、难民、无家可归的人和被占领区的居民。
战争时期红十字工作的发展也使和平时期的活动得到了扩展：在敌对时期为红十字努力工作的志愿者们不愿意——而且也不应该——在困难较小的时候停止活动。相反只有让他们在工业化国家——同样还有第三世界国家里——为需要开展的日复一日的人道工作做出贡献才是唯一正确的决定。红十字会在"和平时期的活动"就是这么形成的，而且为了本国境内或境外的病者、伤残者、老人、儿童以及受灾者的利益，它们已经行动起来了。和平时期的医疗和社会活动是在一战末期增加的。红十字青少年组织负责向年轻人讲授救死扶伤的理念，其目的是促进所有国家青年人之间的理解与友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红十字会青少年团也开始开展和平时期的医疗和社会活动。
自1919年各国红十字会就已联合成一个世界联盟，即红十字会联盟[2]，与ICRC(成员必须为瑞士公民——这是独立、中立、公正的保证)不同，联盟是世界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代表们汇聚一堂，在平等地位上互相帮助、交流经验的论坛。联盟的任务就是鼓励新成立的红十字会的发展，并促进和协调所有会员红会的活动，尤其是发生自然灾害情况下的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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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1991年起，该组织更名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在1928年，ICRC、联盟和各国红会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以"国际红十字"为名的伞状组织，其章程规定了ICRC和联盟各自的活动范围以及他们双方的关系。为了确保红十字各组成部分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国际红十字组织定期召开一次国际大会，由已获承认的各国红十字会、ICRC、联盟和《日内瓦公约》缔约国的代表参加。
多年以来．根据新的需要，红十字的组织机构已发生了变化，而1864年的《日内瓦公约》也随着情况的改变进行了多次修改并补充了新的法规。1899年在海牙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上，与会国家的代表们签署了一项新公约《关于1864年8月22日日内瓦公约适用于海战的公约》。1864年《日内瓦公约》于1906年进行了修订，并且第一次在其中提到了"志愿救济团体"。1907年在海牙召开的第二届和平大会正式通过了《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禁止以各种手段发动会造成残忍和不必要痛苦的战争，并规定给予战俘人道待遇，以及尊重被占领区居民的某些基本权利。瑞士联邦政府于1929年在日内瓦召开外交会议，修订了1906年《日内瓦公约》并正式通过了《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此项公约借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在海牙会议有关陆地战争的章程中增加并提出了更为详尽的规则。
在1949年瑞士政府召开的另一次外交大会上，又对已经实施的日内瓦法进行了多方面的修订，并增加了一个新的公约，即《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这个公约的内容也与海牙陆战法规章程有关，但还包含了一些新的领域，例如对平民医院和医疗运输工具的保护、医院和安全区的建立，冲突一方占领区内的外国人身份问题，以及被占领区内的平民被拘留者和居民的待遇问题。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各国家团体必须在武装冲突的所有情况下即使在还未宣战或冲突一方还未承认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下，实施1949年的四个《日内瓦公约》。另外，如果在某一缔约国领土上发生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时，也必须遵守一些基本的规则。到1977年6月，已有143个国家，其中包括一些大国，加入了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
1974年，在联邦议会的邀请下在日内瓦召开了关于重申和发展可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外交大会，会议于1977年通过了两个《附加议定书》对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进行了补充。《第一个议定书》涉及国际武装冲突，《第二议定书》涉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两个《附加议定书》共包含130项条款，除了为伤病员、战俘提供保护的有关规定外，还包括一些有关作战的规则，主要是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痛苦，并最大限度地保护平民免受战争的影响。《日内瓦公约》缔约国自1977年起就可以加入或签署和批准这两个《附加议定书》了。
在今后的日子里，ICRC、联盟、各国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将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和更棘手的问题。要克服这些困难，这些组织就必须在《日内瓦公约》和红十字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就是无条件的人道承诺和提供公正无私援助的精神——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同时遵守中立的原则也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防止红十字组织陷入敌对行动或政治、思想的争端之中，人道、公正、中立是普及红十字运动并保持其团结性的保障。红十字组织只有继续作为一个团结、统一的世界组织，才能完成其人道任务。
瑞士红十字会前会长
汉斯·豪格教授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
瑞士邦联、巴登大公殿下、比利时国王陛下、丹麦国陛下、西班牙女王陛下、法兰西皇帝陛下、黑森大公殿下、意大利国王陛下、荷兰国王陛下、葡萄牙和阿尔加维国王陛下、普鲁士国王陛下、符腾堡国王陛下，同样地为以下的愿望所鼓舞：即尽他们所能减轻战争的痛苦，抑制其无益的苦难和改善战地受伤军人的命运，为此，决定缔结一项公约并任命他们的全权代表如下：
瑞士邦联：联邦军总司令吉勒姆·杜幅；
巴登大公殿下：掌管医疗事务的医务顾问罗伯特·沃尔茨；
比利时国王陛下：矿业委员会顾问奥古斯特·维斯舍；
丹麦国王陛下：国家参议查尔斯-埃米尔·芬格；
西班牙女王陛下：派驻瑞士邦联的驻办公使唐何塞·埃里维托·加西亚·克维多；
法兰西皇帝陛下：外交部副司长乔治-查尔斯·贾格斯密特；
黑森大公殿下：营长查尔斯?奥古斯塔·布罗德鲁克；
意大利国王陛下：驻瑞士总领事琼·卡佩罗；
荷兰国王陛下：驻法兰克福公使馆秘书伯纳特·奥蒂尼斯；
葡萄牙和阿尔加维国王陛下:陆军部卫生局副局长乔斯·安东尼奥·马奎斯；
普鲁士国王陛下：驻瑞士邦联特命全权公使查尔斯·艾伯特·德卡姆茨；
符腾堡国王陛下：中央皇家慈善机构管理人克里斯托弗·乌尔里克·哈恩；
1864年公约只有10条，内容是保护伤兵和照顾伤兵的人。现在，已经有了四个《日内瓦公约》，包括400多个条款，不仅保护受伤或生病的士兵还保护落入敌手的战俘和平民。
当时，12个国家在第一个《日内瓦公约》上签了字。而今天所有国家——包括强国——都加入了1949年的四个《日内瓦公约》。
各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议定下列条款：
第一条 野战医院和军队医院应被承认为是中立的。只要这类医院内有任何病者或伤者，它们就应受到交战各方的保护和尊重。如果野战医院或医院为军队所掌管，此种中立性即停止。
第二条 医院和野战医院的人员，包括管理人员、医务人员、行政人员、运送伤者的人员以及牧师，在他们执行任务期间，只要仍有伤者送入医院或得到救助，均应享有中立的利益。
第三条 上条所指人员即使在敌人占领后，可以继续在他们服务的医院或野战医院履行他们的职责，或者可以撤离，以便重返他们所属的部队。
在此种情况下，当这些人员停止执行他们的任务时，他们应由占领军送交给敌方的前沿哨所。
第四条 由于军队医院的设备器材一直受战争法的约束，属于此种医院的人员在其撤离时，不得带走任何物品，但是他们的私人财物除外。
相反地，在同样情况下，野战医院应保留其设备。
第五条 救援伤者的任何国家的居民应受到尊重和保有自由，交战国的将军们应负责将向居民发出的人道呼吁和由此而产生的中立地位通知居民。
接纳在屋内并受到照顾的任何伤者应被认为是在该地受到保护，在其屋内接纳伤者的任何居民应免除向军队提供住宿，并免除可能征收的对战争的一部分捐献。
第六条 伤病的军人应受到接待和照顾，不论他们属于哪个国家。
在情况允许并且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司令官有权立即将在交战中受伤的军人送交给敌方的前沿哨所。
当这些军人的伤势已经治愈并被公认为不能服役时，应将其遣送回他们的国家。
其他的人也可以遣送回国，其条件是在战争进行期间不再拿起武器。
撤离单位和指挥他们撤离的人员应受到完全中立的保护。
第七条 医院、野战医院和撤退单位应悬挂显著的统一的旗帜，并且必须在一切场合同时也悬挂国旗。中立人员应被准许佩带臂章。但是这些物件应由军事当局发给。
上述旗帜和臂章应为白底上一个红十字。
第八条 本公约的实施细节由交战国军队的总司令根据他们各自政府的指示并遵照本公约规定的一般原则予以制定。
第九条 各缔约国同意将本公约通知那些不便于派遣代表出席日内瓦国际会议的政府，并邀请他们加入本公约；为此目的本公约草案应向各国开放。
第十条 本公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应在四个月内或尽可能更早的时候在伯尔尼互换。
经授权的各国代表在本公约上签字盖章，以昭信守。
一八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订于日内瓦。